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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增量历史”以及为什么废除死刑

再论“增量历史”以及为什么废除死刑

熊培云 / 思想国 最近,河南项城市政府打算投 6500 万元巨资,大规模维修袁世凯的旧居,并为此动员市民捐款。倡议一出,立即引来部分公众的讨伐。除了抗议政府动员纳税人捐款外,也有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袁世凯的历史地位——由于袁某人“窃取了革命果实”,是中国宪政运动史上的历史罪人、一个复辟主义者,所以,为其重修故居是个错误。更有甚者认为此举是为那些顶过王冠的死鬼招魂。 中国人常讲“爱屋及乌”,意思是说“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号召捐款一事诚然值得商榷,至于后者,由于人们习惯于把袁当成中国历史上的“不吉祥的乌鸦”,在其故居问题上,大家无疑有点“恨乌及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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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全程陪同采访:“观点辅导员”,还是“意见监护人”?

评全程陪同采访:“观点辅导员”,还是“意见监护人”?

熊培云 / 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对中央、省外媒体以及其他新闻媒体涉及问题严重、影响较大的报道采访,被采访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接待,全程陪同采访,并及时上报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安徽枞阳县近日出台了这样一份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 据称,根据这一“若干意见”,枞阳县今后将实行新闻媒体采访“首问负责制”。即,对于各级新闻媒体前去采访,被采访单位首先接触记者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负责人”,必须热情接待,并负责协助记者及时联系有关人员,及时向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报告,“严禁有意回避或拒记者于门外,不得推诿,敷衍了事”。而配合接受记者采访,是各级组织向媒体和群众阐述自己观点,消除矛盾误会的机会,也是一种责任,“回避拒绝采访或提供虚假信息,使媒体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真相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是一种失职和渎职行为,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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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只有一代

人权只有一代

连岳/思想国圆桌 人生识字糊涂始,教育由启蒙沦为蒙蔽之时,往往是因为文字里的昏话太多。在中国这样一个许多人读不起书的国家,教育资源相当稀缺,可惜的是,不少人有幸得到这种资源,读成了知识分子和大学校长,反而只把取巧工媚放在第一位,有意忽视本来很简单的常识。批判与启蒙的鲁迅“奶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鲁迅之后越来越多的“二奶牛”,喝的是奶,挤出来的是草。 我今天一觉醒来,发现人权已经到了第四代。为了避免自己更新不快失掉人权 ( 因为在许多人权专家的眼里,知识不够多是没资格有人权的 ) ,赶快补了一下课:《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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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熊培云/思想国 吉林松原一条刚刚铺好的人行道上,一排绿化树正好种在供盲人朋友行走的盲道上。有网友看到相关图片后感慨,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有创意的盲道,如此“无情巨献”应该获“环球缺德大奖”。回想起最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了出现的“抱抱团”事件,我倒是觉得松原市政部门应该拿个“幽默大奖”——有了这些树,盲人兄弟便可以走两步、抱一抱,也算是享受人文关怀了。 近百年前,有人慨叹从文明的观点或者事实上以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是个尚无道路的国家。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把修路的工作交给了大自然。”或者虽有道路却无秩序。比如说,一群人在道路中间搭台唱戏,如果来了个挑重担的,他只能绕道而行,因为所有人都相信看戏是自己的公权力;然而如果来了个县官老爷,随着开道的铜锣声,戏子们马上就会从戏台上跳下来,一起动手把刚刚搭好的戏台拆掉,好让这位大老爷的八抬大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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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注定要吃政府的

穷人注定要吃政府的

洪巧俊 / 思想国圆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18 日在墨尔本说,目前是中国实施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他认为,中国储蓄率较高,财政状况良好,有条件进行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针对不同群体收入不均衡问题,周小川认为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那些有足够储蓄的人来说,要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他们主动加入养老和医疗保障体制;对储蓄相对不足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发展消费者信贷来支持他们;对比较贫困的人来说,应当采用量力而行和国家帮助并用的办法。( 2006 年 11 月 20 日《大众日报》) 对于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这种改革,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持不同意见。周小川提倡的中国实施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去考虑改革,说白了就是在为自己的金融部门获得利益说话。一边倒的网民质疑,也说明了他的“区别对待法”,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些有足够储蓄的人,他们不用太多的考虑养老和医疗问题,也就对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多大兴趣;对储蓄相对不足的人来说,要他们去金融部门贷款,贷款就意谓着也付利息,无疑又增加了一种负担,再说储蓄相对不足的人也就是经济并不宽裕的人,存在银行里的几个钱也是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应急钱,拿农民来说,存在银行一点的钱大都是孩子读书,娶亲嫁女,买化肥、农药等情况下才取出来,要他们拿出这些钱,还要去贷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比较贫困的人采用量力而行和国家帮助并用的办法”,我不知道周小川行长的这个“量力而行”是什么意思?是拿不出钱来的人不搞,还是份额少点?如果是,这种改革就不合理,穷人和富人享受的保障制度就仍然不平等。“国家帮助并用”,怎么帮助并用?既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就应该拿出钱来,为穷人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周小川还说,新的保障体制要覆盖全社会,不降低标准;该花钱时不能吝啬,敢于把钱用在刀刃上。如果按照周小川行长上面的三个运行方法,保障体制如何能覆盖全社会,不降低标准?老百姓积蓄的那点救命钱能不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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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里秋千墙外道

熊培云/思想国 显然,和道路一样,墙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有着同样重要的关系。由于墙具有阻隔道路的作用,因此决定了它至少具有以下两种属性:一是用来防范坏的东西或者坏人,二是禁闭好的东西或者好人。关于前者,比如居民为自己盖起的院墙增加小偷小摸的难度,至于后者,历史上大概每个前现代国家都有过关押思想犯的监狱。 当然,有些墙的建造则显得相当暧昧。比如说中国的长城和德国的柏林墙,它们都是以保卫人民的理由而出现的,但是最后却起到了关押本国国民、甚至隔绝人类的副作用。所以,在美国记者斯诺眼里,生活在长城内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一直处于“戒严状态”;同样,当乌布里希等人在柏林筑起那道臭名昭著的“反法西斯墙”时,肯尼迪则断言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当然,肯尼迪所谓“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也可以获得另一种解释——世界被柏林墙关了禁闭。不同的是,东柏林人关在墙里,而东柏林以外的人则被关在柏林墙外。所以,从这方面说,凡夺去一个人的自由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剥夺了另一些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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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博客口述历史

让博客口述历史

熊培云/思想国 最早接触“口述历史” ( Oral History )这个词是在几年前读唐德刚的时候。唐德刚有本书叫《胡适口述评传》。它为我从此打开了胡适之门,同时让我对口述历史有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口述历史应该属于西学的范畴。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它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 1948 年,美国史学家 A ·内文斯( Allan Nevins )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等便是由这家机构组织完成。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唐德刚先生多年坚持口述史,最具影响的就是《胡适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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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杆子里出人权

腰杆子里出人权

熊培云 / 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不久前,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湖南省交警总队慈利中队交警王志宏遭遇群殴。王之所以被打,是因为他所查的车是该县县委书记刘桦的车。打人者行凶时同样发表了短暂而有力的演讲,“谁让你查我们县委书记的车!”据监控录相显示,事发当时,刘桦坐在旁边的黑色别克轿车里目睹了这一切。 意味深长的是,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有交警感慨,如今交警已经成为最弱势的一个警种。刑警面对的是犯罪嫌疑人,别人看到他们怕;派出所面向社区普通老百姓,没人在警察面前捣蛋。只有交警,除了违章开罚单外,还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问题还在于,这“红绿灯下的哨兵”,要记住特权车与特别号,否则会以“没有政治敏感”自责。显然,这里所谓“政治敏感”,并非民众对国家前途的敏感,而是对权力的敏感。这种“政治敏感”所堆砌起来的不过是“以无法无天为荣”的异化的权力。显然,执法者应该尊重的是法律,而不是见风使舵的以“权力敏感”为实的“政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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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病手指

两根病手指

熊培云/思想国《周末画报》专栏 几年前,我开始喜欢上了伊朗电影。诸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等等。伊朗导演们关于生命与生活的诠释,让我无比震撼。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伊斯兰文化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并且坚定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即,世界上每种文明都有或者或那的长处。透过这些直指心灵的电影,你定会惊讶,在一个你原以为十足荒凉的地方,生命之树却能如此长青。 无疑,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便是这样一部关于生命与救赎的伟大的电影。 一位名叫巴迪的中年男人终于厌弃了一切,准备自杀。于是他自掘坟墓,给自己挖了一个深坑,他打算在钻进洞里吃安眠药自杀。为此,他需要找一个人隔日早晨到洞口来叫他。如果他在洞中答应了,就把他拉出来送到医院,如果他没有发声,就把他掩埋。为此,巴迪开着车在德黑兰周围寻找好心的志愿者。在屡屡碰壁后,终于有位老人答应了巴迪的请求。为了拯救这位中年来,老人对他讲了的两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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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中思想,在思想中合群

在独立中思想,在思想中合群

熊培云/思想国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首届智库论坛上,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十大著名“思想库”浮出水面。遗憾的是,人们注意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在内的“十大智库”大多属于官方、半官方机构,隶属政府不同部门。 “思想库” (think tank) 通常被称为“智库”。人们倾向于将政府的科层体系和官僚体制比喻为“内脑”,而那些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则是外脑。当“内脑”失灵时,“外脑”的救济作用便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正因为此,我们看到,在一些欧美国家,诸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德国经济研究所等组织在国家建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的研究具体入微,各专所长,具体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一些老牌思想库甚至在中国专设分支研究机构,以便对本国的决策阶层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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