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五月革命”又来了吗？席卷法国的学潮再次把世界目光引到了巴黎的“街头政治”上。3月18日，法国各地大约有150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德维尔潘政府近期出台的CPE（首次雇用合同）法案，部分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工会与学生领袖还向政府下达了48小时最后通牒，否则他们将发动全国总罢工。众所周知，九十年代末以来，法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徘徊，而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则接近四分之一，无疑它已成为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德维尔潘推出CPE（首次雇用合同）以着手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然而，近日来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法国防暴警察与学生在索邦大学内外发生激烈冲突，索邦广场外的部分书店和咖啡店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不约而同地拿这次学潮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相提并论，而法国媒体也认为，尽管德维尔潘表现出了誓不低头的勇气，但是此次抗议事件是他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索邦同学对法国CPE学潮的看法，大意： 1.学生毁坏索邦里的图书不可饶恕 2.五月风暴可悲，大街政治中少数人操纵多数人 3.媒体谋利对事态的扩大有责 4.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法国青年人应该担起责任 Je suis révolté contre les manifestants. Lors des premières manifestations, certains imbéciles ont pénétré dans la Sorbonne la nuit, et ont cassé de nombreuses...

熊培云 连日来，起伏于巴黎及外省的学潮又一次把世界目光引到了法国的“街头政治”上。有媒体报道说，骚乱已波及三分之二的法国大学。连日来，法国防暴警察与抗议学生在索邦大学附近发生激烈的冲突。得知索邦某机构的部分绝版图书竟被激进学生焚毁后，一位索邦老同学立即给我发来消息，评论法国正在遭受一场“少数人暴政”，而巴黎一些媒体为了更好地兜售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这场运动。索邦大学广场内外的某些激烈场景难免让人会想起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有一点区别是重要的：1968年的风潮是学生们要求政府改革教育...

熊培云 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二八”，其中提到“以愚昧无知为耻”。那么，怎样才能让一些民众“知耻而后学”，“免于愚昧无知”？记得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感慨乡下人的“愚”：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因此并不关乎一个人的人格。心理学告诉我们，好奇心是人的本能；同样，求取知识信息、渴望获得事实真相也是人的本能。只不过“闻道有先后”，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机遇各不相同，所谓“愚昧”实因“无知”所致。从这一点看，“以愚昧无知为耻”，归根到底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一种“无知”的状态。“愚昧”是“无知”的结果，是外在表现，无知无识才是愚昧的根本，而“免于愚昧无知”，就是要免于“因无知而愚昧”。愚昧自无知始，至有知终。一个人要免于愚昧无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从内因说，他需要有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从外因说，他需要获得充足可靠的信息，以供其选择参考。只有如此“内外双修”，他才有可能“免于愚昧无知”。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从语义上将“无知”分为两种。其一，一个懒于学习、头脑中没有知识（信息）的人在社会或他者面前表现出某种愚昧状态；其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知识或信息不能充分公开或共享，当社会环境认可这种“无知状态”或“知识的贫瘠”，他也会因此处于“无知状态”。如果我们承认绝大多数公民的智力不相上下，都有获得知识的脑力条件，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追问这种外部条件。比如，一个人是否有条件可以获得知识，是否有条件上学，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是否有条件在已经识字的基础上获得对他真实有用的信息，或者说外部环境是否为他提供了可以免于无知状态的真相，不被信息的掌控者或创造者瞒骗。援此而论，救济公民“无知”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公民“有知（知识和知情）”。因为愚昧，所以要求知，要大力发展公平的、可以普及到穷人的教育；因为无知，所以要知道，要大力促进社会的开放，促进各种新闻、信息的交叉验证与传播。早在六十年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提出关于“四大自由”(Four...

熊培云 近日接受美国某报访问，谈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愤青”现象。以下为部分整理文稿。 问：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的“愤青现象”，你如何看中国的“愤青”？ 熊培云：愤青现在已经被标签化，道德化，这并不利于我们分析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愤青作为一股力量，本身是无所谓好坏。它是把双刃剑，既可能有利于一个国家，也可能遗祸于一个国家。我们不能简单地理性与愤怒之间划上等号或不等号。一方面，愤怒未必有理，另一方面，愤怒也不必然意味着理性丧失。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讲，“心有理性忽略之理性”，这里讲的心，同样包括愤怒。就像我们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报之以同情，因为他们的不幸流下感伤的泪水，这是不需要任何理性算计的，皆人性使然。所有人类理性都是以人为前提，即是说建立在人的自觉上，由此我们说在理性与愤怒之间有一座可以互相抵达的桥梁。今日中国人心离散，犬儒流行，有愤怒青年在，未必是件坏事。凡高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人不要让灵魂之火熄灭，但也不能让它烧出来。”我们不妨把“灵魂之火”理解为某种愤怒，把“不要让灵魂之火熄灭”理解为不断地为自己的生命提供给养，避免活于麻木；同样我把“不能让它烧出来”，视之为一种理性。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最好的前途或状态就是愤怒与理性能互相救济。...

思想国纪事 近日1.闭门读书，2.私务缠身，3.严重感冒，思想国写作与更新工作几乎停摆。即日起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