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报谈民族主义

   

熊培云

       近日接受美国某报访问，谈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愤青”现象。以下为部分整理文稿。
 
        问：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的“愤青现象”，你如何看中国的“愤青”？
        熊培云：愤青现在已经被标签化，道德化，这并不利于我们分析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愤青作为一股力量，本身是无所谓好坏。它是把双刃剑，既可能有利于一个国家，也可能遗祸于一个国家。我们不能简单地理性与愤怒之间划上等号或不等号。一方面，愤怒未必有理，另一方面，愤怒也不必然意味着理性丧失。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讲，“心有理性忽略之理性”，这里讲的心，同样包括愤怒。就像我们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报之以同情，因为他们的不幸流下感伤的泪水，这是不需要任何理性算计的，皆人性使然。所有人类理性都是以人为前提，即是说建立在人的自觉上，由此我们说在理性与愤怒之间有一座可以互相抵达的桥梁。今日中国人心离散，犬儒流行，有愤怒青年在，未必是件坏事。凡高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人不要让灵魂之火熄灭，但也不能让它烧出来。”我们不妨把“灵魂之火”理解为某种愤怒，把“不要让灵魂之火熄灭”理解为不断地为自己的生命提供给养，避免活于麻木；同样我把“不能让它烧出来”，视之为一种理性。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最好的前途或状态就是愤怒与理性能互相救济。
 

       问：你如何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它对于中国未来是否危险？
        熊培云：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形成是很晚近的事。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义和团运动，但是整体而论，今日中国并不适合极端民族主义生长。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传统上讲，中国文化具有天下主义传统，没有可供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哲学支撑或思想来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宇内”等都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概念。举例说战国和三国时期的混战，大家要争夺的是“天下”，而不只是为了统一民族国家，而是为了“打天下”。此外，中国也没有发育出那种排他性的宗教，中国文化极其包容。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继承了这个“四海之内皆家国”的天下传统。今日中国思想界在这方面也有着足够的清醒，大家努力做的是公民教育（当然，包括“世界公民”和“大国公民”这些概念）。当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大家会积极起来反对。
        其次，从一个大的时势上讲，中国现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和平发展是现在的主流，即使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有“复仇心理”，但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他们也未必真的可以抛弃现有的、通过努力渐渐取得的有质量的生活。历史也证明，小家不幸福，大家也幸福不到哪去。我曾经打了个比方，国家是个珠宝盒，其价值是次于作为珠宝的国民的价值的。我们常讲中国民智已开或渐开，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身的价值。
        要强调的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现意识形态真空，从官方拜祭黄帝陵开始，政府希望通过民族意识凝聚民心。但是，我相信这种凝聚是一种内敛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扩张型的民族主义。换言之，中国人广泛认同的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而非政治民族主义。从中国现在执行的外交政策和危机应对来看，政府已经意识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性。迎合极端民族主义不但不会增加政府的合法性，相反可能会使其引火烧身。所以，在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时，中国那些有着开放性思维的外交官在高校举行演讲，安抚学生，平息众怒。
  

        问：为什么民族主义在中国呼声很高呢？
        熊培云：中国民族主义的呼声是否真如传媒表达的那样高，尚不好说。真正的追随主义者，其身上是具有某种信仰成分的。然而，你若问问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有多少人坚持民族主义立场，恐怕他们连你这个问题都懒得关心。
 

        问：你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王直墓的评论，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时在网上引起一些争论。
        熊培云：关于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那篇评论，我想立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该评论被搜狐网转载后，立即有了大概五百条回复，其中有四百条给我贴上了“汉奸”的标签。一位法国外交官朋友得到这个消息后，甚至告诫我从此谨言慎行，小心卷入中国正在上升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首先我要说，一个独立思想者被读者谩骂并非全然是坏事。积极生活与积极思考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你能积极处之，这些谩骂不过是表明了你的文章找到了真正的读者，真正需要阅读它的人。即使你不是出于说服的目的，至少你会相信，当这些“认死理”的人了解到一些与他们不同的观点，这对他们思考世界或中国时可能是有益的。他们不会立即改变“先入为主”的观点，但是也许能够“后入为辅”。
        谈到王直，我的观点是，没有谁生来就是做汉奸的坯子。有“时势造英雄”，自然就有“时势造汉奸”，所谓时势，就是一个时代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更应该反省的是我们的文化与时代本身，而不是停留于指责某人是“汉奸”，实际上也是在为众人开脱。如雨果评论法国大革命一样，“真正的革命观点是不指控任何人。谁都不是无辜者，谁都没有罪”。事实上，从时代命运或社会的角度来说，像王直那样被追认的“汉奸”亦不过是弱者。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反对你，那不是我要考虑的。值得一提的是，传播学有个“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进程。如德国社会学家诺尔·纽曼教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所说，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人们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十分怀疑网络民意的真实性。这也是在民主国家人们怀疑民调结果可能会影响选举的原因。同样，我不怀疑民主的价值，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匿名专制”现象同样是有的。在此境遇下，我们更应该看到，每个人真实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守住自己心灵的边界，积极参与社会的重要性。
  

        问：你认为现在还有什么在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
        熊培云：世界发展到今天，不再是一个可以“奖状治国”的时代。所以，关于这一点，还是要从“谁投资、谁受益”这个实用的角度来分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受到了海内外学界以及各国政府持续关注。在我看来，九十年代掀起的“中国可以说不”的读书热，不过是一次关于民族主义营销的成功案例。同样，现在中国像《环球时报》等报纸关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我宁愿把它看作是该报关于民族主义的市场营销。此类媒体关注的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而是极端利润主义。所以，我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有的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休闲民族主义” 与“经济民族主义”齐头并进，水涨船高。
        我之所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持怀疑态度，还因为中国并没有一个关乎民族主义的“统一纲领”。比如说，中国指向美国的“民族主义”偏重官方色彩，目的是要保住中国政治的本土特色，然而事实上，从历史上讲，中美之间并没有什么难以化解的深仇大恨，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受惠于美国；而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则偏重民间的，由于日本侵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两党争相放弃索赔的历史玩笑（由此可见中国党争与中国人的慈悲极无原则），战后几十年，这种仇日情绪简化为“中国要复仇”。但是，这是一种“复仇主义”，而不能简单归类为极端的、排外的、扩张型的民族主义。如果说民族主义仍以民族利益为最高指引，那么“复仇主义”所追求的是一种情绪的满足，它可能包括一毁俱毁、玉石俱焚。显然，这种复仇与人们追求的幸福与自由并无关系，甚至完全背道而驰。
        整体上看，反美和反日这两股势力是离心离德或者说是精力分散的。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一旦联手行动，中国上上下下的民族情绪便会空前高涨。有鉴于此，我们相信，如果美国继续将中国设为假想敌，鼓吹“中国威胁论”并与日本联合，完全有可能给东亚甚至世界带来灾难。
        二十一世纪，传播的发达、交流的增加，势必促使人类进一步走向和解。在此大背景下，我衷心希望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知识界和媒体能担起责任，促进民族和解，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冲到街上，中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魔法。我之所以反对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因为这个不幸的理论为美国和伊斯兰国家恶斗的双方都提供了理论武器，正是这个“莫明其妙的标签理论”将那些只顾平淡从容生活、原本不知道文明高低及文明冲突为何物的善良百姓绑上了政客或绑匪的战车，人为枪炮所消费。
        当然，主张和解并非是为了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如威廉·詹姆斯所说，人类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但是，我们相信，在万万种分歧之上，人类仍有着它内在的、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人类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人类文明。承认这一点，所谓的文明冲突就不攻自破了。人类理所应当在自由的前提下充分合作，尽最大地可能增进并保障人类持久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