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自由
熊培云
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二八”，其中提到“以愚昧无知为耻”。
那么，怎样才能让一些民众“知耻而后学”，“免于愚昧无知”？
记得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感慨乡下人的“愚”：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因此并不关乎一个人的人格。
心理学告诉我们，好奇心是人的本能；同样，求取知识信息、渴望获得事实真相也是人的本能。只不过“闻道有先后”，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机遇各不相同，所谓“愚昧”实因“无知”所致。从这一点看，“以愚昧无知为耻”，归根到底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一种“无知”的状态。“愚昧”是“无知”的结果，是外在表现，无知无识才是愚昧的根本，而“免于愚昧无知”，就是要免于“因无知而愚昧”。
愚昧自无知始，至有知终。一个人要免于愚昧无知，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从内因说，他需要有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从外因说，他需要获得充足可靠的信息，以供其选择参考。只有如此“内外双修”，他才有可能“免于愚昧无知”。
在此基础上，我们亦可以从语义上将“无知”分为两种。其一，一个懒于学习、头脑中没有知识（信息）的人在社会或他者面前表现出某种愚昧状态；其二，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知识或信息不能充分公开或共享，当社会环境认可这种“无知状态”或“知识的贫瘠”，他也会因此处于“无知状态”。
如果我们承认绝大多数公民的智力不相上下，都有获得知识的脑力条件，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追问这种外部条件。比如，一个人是否有条件可以获得知识，是否有条件上学，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是否有条件在已经识字的基础上获得对他真实有用的信息，或者说外部环境是否为他提供了可以免于无知状态的真相，不被信息的掌控者或创造者瞒骗。援此而论，救济公民“无知”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公民“有知（知识和知情）”。因为愚昧，所以要求知，要大力发展公平的、可以普及到穷人的教育；因为无知，所以要知道，要大力促进社会的开放，促进各种新闻、信息的交叉验证与传播。
早在六十年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提出关于“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的宣言。罗斯福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中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的世界将建立在四项基本自由之上：第一，任何人都有言论与表达意见的自由；第二，任何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三，任何人都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保证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一种健康的和平生活；第四，任何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任何国家都不能侵略邻国。但是，如宴阳初指出，仅有这四大自由是不够的，人类还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这就是所谓的“第五项基本自由”。
晏阳初，闻名西方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上世纪二十年代，当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发现中国文盲主要是在农村，而农村不发展，中国是无法实现现代化。于是宴阳初来到了河北定县，身体力行，从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掀起遍及全世界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宴阳初看来，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不是黄金和钢铁，“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没有“免于愚昧无知”这“第五项基本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
换句话说，“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与良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以愚昧无知为耻”，同样可以理解为让人民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而这项自由是公民社会每位公民应该拥有的第一项基本自由。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是一切契约的基础。
所谓接受教育，归根到底就是获得更多真实有用的信息。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大多数灾难与不公正就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我们因此相信，让人民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上下左右信息通畅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心明眼亮、视野辽阔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倚靠独占信息以实现“你赢我即输”的“零和游戏”将不再受到推崇，而“已知彼知、折中共赢”势必成就一个开放社会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