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街头政治一瞥
熊培云
“五月革命”又来了吗？席卷法国的学潮再次把世界目光引到了巴黎的“街头政治”上。3月18日，法国各地大约有150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德维尔潘政府近期出台的CPE（首次雇用合同）法案，部分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工会与学生领袖还向政府下达了48小时最后通牒，否则他们将发动全国总罢工。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末以来，法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徘徊，而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则接近四分之一，无疑它已成为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德维尔潘推出CPE（首次雇用合同）以着手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然而，近日来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法国防暴警察与学生在索邦大学内外发生激烈冲突，索邦广场外的部分书店和咖啡店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不约而同地拿这次学潮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相提并论，而法国媒体也认为，尽管德维尔潘表现出了誓不低头的勇气，但是此次抗议事件是他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一、以平常心看“街头政治”
中国人不太习惯看到法国眼花缭乱的“街头政治”。所以，每当在电视或报章里看到巴黎街头，或全法境内出现规模较大的工潮或学潮时，一些人便以为法国要天下大乱了。除了最近的法国学生反对德维尔潘政府的CPE（首次雇佣合同）法案的运动外，大家记忆犹新的大概就是去年底的那场法国骚乱。
谈到那场骚乱，记得当时我的一位巴黎同学十分生气。此公对“五月风暴”素来嗤之以鼻，并断言今日法国的“街头政治”，已经沦落为一种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的政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的过激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众媒体铺天盖地、断章取义的报道。“我在巴黎天天上下班，没见到一点骚乱的迹象。然而，如果只是看看BBC的那些报道，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法国现在发生了内战。”
换言之，无论媒体多么发达，它能给人们的，永远是一个“二手的世界”。正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媒体的这种不自觉的信息过滤（或新闻操作），使我们能了解到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的生活，永远是那些在“自杀性爆炸事件”、“圣战”、“哈马斯”等词语笼罩下的生活。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对暴力事件的“过滤关注”，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滋养了暴力。一方面，那些恐怖分子以及社会秩序的扰乱者，为了赢得媒体的支持，会放大自己的行为，而这种关注，实际上赋予了暴力行为某种正当性。另一方面，如西方人所说，“对某人而言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自由战士。”当人们乐于争论“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的正义与区别时，实际都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对暴力施以同情。
媒体的报道热衷记录的总是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譬如说，同样是在记录日常生活，记者们对于游行者的关注程度显然会多于那些不游行的人；同样是在游行队伍中，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会总是最先撞入记者的镜头，而那些牵着狗在游行队伍里悠闲散步的人，那些因为吸食毒品在大街上打转的人，那些将大街当成流动咖啡馆的人，那些参加“Pute Pride”（妓女游行）要求取消萨科奇禁娼法案的人却很少有人大张旗鼓地在报道中提及。历史仿佛给所有英雄人物都备好了交椅，让他们在发黄的书页里谈笑风生，新闻里报道的总是一些大事情，然而事实上，天下人每天都在围着小事情转。如果不能设身处地地体会法国“街头政治”，难免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已经濒于崩溃。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些透过媒体转述的信息，不过是法国政治生活或者社会生活里平常的一幕。当它们被过滤并被集中起来，仿佛真的要天下大乱了。
然而，事实上天下有可能亏损，但没有大乱。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政治心理学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疑有助于我们分析许多群体行为，它既适合分析那些被政府绑架的人民，也适合分析那些被制度绑架的“体制运营官”。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也是绑架者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押六位银行职员当人质。六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让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人们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研究表明，产生这种疾病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A. 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条件B. 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条件C. 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条件D. 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这个心理效应是十分有用的。它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专制王朝即将崩溃的时代，处于万人之上的君王（比如慈禧）何以会拒绝维新。如果我们能援引上述四个条件加以分析，不难发现，那些没落君王不过是旧制度的人质：
其一、改革旧制将君王置于风口浪尖，他既可能受害于保守势力，也可能受害于革新势力（条件A）；
其二、君王对于成长起来的改革力量没有信心，认为在众多选择中维护旧制是最好的（条件B）；
其三、君王所拥有的是经过传统教化和过滤的知识，而缺少世界图景下面向未来的、开放的知识体系（条件C）；
其四、君王是旧制度的受益者，即使天下危如累卵，自己仍然能享受到旧制度的不少好处（条件D）。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提到一个瓶颈危机。“……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还没有养成效忠的心理惯性作用。”从这方面说，效忠也是可以通过“暴力+驯养”来实现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清初面对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时，汉民掀起了“头可断,发决不可雉”的“护发不留头”运动；及至清末，当革命党人要割辫子时，许多汉民誓死不从，宁可“留辫不留头”。如果我们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这不过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式的忠贞，一种虐恋后的“嫁鸡随鸡”。
透过上述一系列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以君王为首的统治者成为旧制度的人质，当民众臣服于统治者时，后者实际上是遭受了双重绑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被解放；而改革同样意味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解放。
今日，倘使我们仔细审视法国时事政治与社会风潮，不难看出，从政治或社会心理上说，法国的青年已经或多或少地患上了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代在发展，当旧政策让法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一点点吞噬法国人的活力时，法国人仍然死守既有的一切，不肯为一个时代的进步做出半点让步。在这次关于“CPE”法案的抗议声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PRECARITE（不安定）”。在这些法国人看来，改革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安定，使自己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对改革没有信心，而这种信心的丧失最后完成了一个逻辑转换，即改革代表着一种恶意。而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另一个表现则是：这些年轻人看到的永远是他们从旧政策中得到的一点恩惠，他们对改革可能带来的好东西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为将来作长远打算那是政治家们之间的肮脏事。
三、“左右之争”与“上下之争”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左右共治”被人们称作政治奇观。“左右共治”指的是共同掌管国家行政权的总统和总理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情况。比如说1997年开始，法国总理、左翼社会党人若斯潘与右翼总统希拉克共同执政，形成了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长的“左右共治”时期。法国人将这种“共治”称为Cohabitation(同居)。
第一次“左右同居”出现在1986年。从选民的政治心理来看，这一年应该说是具有标杆意义的一年。法国人热衷于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性的活动，然而对于职业政治家多有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一个败坏名声的行当。由于对政治的广泛的不信任，一些选民便倾向于最大可能地运用自己的选票来“瓦解统治阶级”。他们热衷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搞权力平衡——让左右两派相互掣肘，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然而，由于总统和政府各归其主（党派），囿于各自的政治立场与偏见，必然造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貌合神离，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使国家政治效率低下，使迫在眉睫的改革无法推行。2002年，希拉克在蝉联总统后任命拉法兰为总理，建立右翼临时政府。右翼大获全胜，间接说明了法国人否定了过去５年间的“左右共治”的否定。
政治人物之间互相拆台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眼下，正当德维尔潘为CPE法案忙得焦头烂额，一些另有所图的在野党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四处煽风点火。同样，即使是同一个党派内部，也难免有分歧。法国的CANAL+的木偶新闻剧近日嘲笑内务部长萨科奇先生（德维尔潘2007年总统选举的对手）在整个事件中离心离德——这位“民意榜头排”命令警察上街维持秩序，自己却混进人群朝警察抛石头。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法国危机日重，并着手促进改革。然而，事实证明，法国政府的改革举步维艰，“谁改革，谁下台”几乎成了官场定律。1995年，推出铁路工人退休制度改革的朱佩政府下台；2005年，推动教育和福利改革的拉法兰政府下台；同样，此次抗议CPE的示威浪潮席卷全国，令现任总理德维尔潘支持率大跌。有报章评论，德维尔潘总理正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
左右同居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左右分居同样进退维谷。笔者以为，法国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近年来改革者浴血奋战，功败垂成；去年，55.96%的法国人对欧盟宪法说不，更是匪夷所思。种种迹象表明，今日法国的政治困境，全然不是“左右分居”或“同居”所能解决。
四、“笼中对”
在中文网络上有句流传甚广的话，据说来自美国现任总统乔治·布什的某次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无疑，宪政民主、信息畅达是让统治者“走进笼子不继续害人”的手段。然而，“警惕政府”的心理一旦走到了极端，以为凡政府所为，就是要从人民手里抢走东西，同样适得其反。
在以前有关拉法兰改革的文章中，我曾经将人类的政治理性分为“大脑理性”与“肠胃理性”，前者注重远大宏旨，后者注重眼前利益。早在一年前，推行教育与退休制度改革的拉法兰被迫下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大脑理性”与民众的“肠胃理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不容否认，过去几年间，无论是拉法兰政府为提高法国国际竞争力的改革，还是希拉克总统积极促进欧盟建设的欧宪投票都证明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的这种“理性分歧”、“上下脱节”。
首次雇用合同针对法国当前劳保法对企业雇主不得随意解雇职工的有关条款内容进行改革。由于现行法律对雇主解雇职工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导致雇主不愿也不敢轻易招聘员工。为了解除雇主的顾虑，必须赋予雇主更多随意解雇员工的自由。应该说，这是一次给企业松绑、给青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给社会增加活力的重要变革。然而，其所受到的抵制，让德维尔潘政府始料不及。当有人高呼政府又“从笼子里走出来了”时，大家便群起攻之，抬着笼子游街。全然忘了一个民选政府，有责任引领国家走出困境。
发生在索邦大学广场内外的某些激烈场景难免让人想起1968年的“五月风暴”。两者区别是重要的：1968年的风潮是学生们要求政府改革教育体制而引发，而最近这场学潮，则是因为学生反对政府改革。前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是为了自由，而后者则是为了保守既有的利益。当年那些将以“自由”为人生目的、以“打倒”为人生价值的才子佳人们，如今因为保守变得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如前所述，两代人之间的共性就是对政治极度不信任。在他们捍卫民权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以致于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政府被关进笼子里，而群众却拿着棍棒在街上游荡。
显然，将政府关进笼子里并不是民众的目的，目的是不希望政府做坏事。所谓“总理可能有私心，但总理府没有私心”，事实上，宪政下的政府已经在笼子里了。法国现在面临真实困境是，政府不但被关进了笼子，而且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对政治的极度不信任，正在将法国人置于政治的眷顾之外。
诚如上所述，法国需要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它不仅要解决“左右之争”，更要解决“上下之争”。即，在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找到一个妥协点，以此为支撑，共同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