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代价，自由呼吸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通常都会鼓励专家学者就其熟悉的事情在公共领域发言。如果他们习惯沉默，对任何公共事务都不闻不问，千呼万唤不出来，即使不辜负公众的期望，也可能会辜负他们自己的学识与才情。

然而，如果不是受到良知的逼迫与驱使，不是从专业角度出发，而只是信口开河，即使他标榜出于某种公心，恐怕他的主张也难免会被人当成笑话听。而在这方面，人们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笑料，供平时娱乐，供年底评选“十佳”。

最近或可以入围的例子是，有媒体报道中科院院士蒋有绪提出了“呼吸税”：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蒋院士呼吁政府征收每个月20块钱的“呼吸税”，理由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居民理应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

面对这样一个可以和“钉子户推高房价”媲美的“美笑话”，有网站立即搞了个网上调查，反对声音自然居多。其间也有不少网民附议“强烈建议按肺活量大小交税”、“征税用于治理全球气候变暖”，以此表明对蒋院士这一惊世建言之重视。

只是，透过相关新闻及铺天盖地的批评，我发现蒋院士的意思多少有些被人误读了。从字面上说，他似乎并没有提到“呼吸税”，其原意大概是：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所以“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然而，即便没有亲提“呼吸税”，蒋院士此番表白仍多有欠妥。显而易见，因为排放二氧化碳而要求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说到底还是要公民为自己的呼吸后果买单。谁都知道，造成今日之严重污染的，主要是工厂的下水道与烟囱，而不是公民的鼻孔。更何况，中国人的鼻孔也不是最近几年才长出来的，怎么古时候未见污染？

大凡荒诞的理论，总难免勾起人们的无限遐想。蒋院士这个逻辑也不例外。既然连人都要因为排放二氧化碳而付出代价，有关部门是不是同样该打打那些生活在大型养殖厂里终日无所事事，既不做工也不搞有意义研究的动物们的主意？它们也有不少鼻孔。当然同样应该考虑它们肺活量的大小，否则就太伤那些小肺动物们和它们的后台老板的自尊了。如果一头牛因为排放二氧化碳交1元钱，你让一只母鸡也交1元钱，这只母鸡一定会闹情绪，不好好下蛋。

同样出于公平起见，家里养了三两只宠物的也应该为它们排出二氧化碳“付出代价”，因为没有养宠物的人可能会有意见并引来媒体旁观。最后的结果大概是，“呼吸人头基金”与“呼吸禽兽头基金”并驾齐驱。禽兽不能自主“付出代价”的，由禽兽主人代付。

若要就人之呼吸问污染之责，那些从事“剧烈有氧运动”的人，从在卧室承包和谐社会之理想的夫妻到追求金银铜铁锡牌的运动员，恐怕同样应该多“付出代价”。因为环境变差、地球变暖，他们责任更重大——他们呼吸得太猛烈了。借鉴以往的环境治理经验，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引进“准排证”制度，以此严格控制这些“呼吸激进分子”的有氧运动量。如果可能，还可以像“世界无车日”一样，在能够维持生命的前提下，搞些“每天停止呼吸几分钟”的公益活动。改造人类行为，珍惜周边环境，进步一点是一点。

凤凰涅槃变成鸡。晚年温顺无比的郭沫若，在其愤世嫉俗的少年时代曾经写下“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有人就此回应蒋院士，是不是从今往后连屁也要收税啊？其实，郭沫若的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至少我以为在外国是有过粪税的。比如在古罗马时期，韦斯巴芗皇帝曾经创立一种对尿的税收，经由康斯坦丁皇帝后来扩展到对人和动物的粪便收税。据说，韦斯巴芗的儿子提图斯曾经指责他订立尿的捐税，韦斯巴芗于是将这一税项的第一笔钱放在他的鼻子下面，问他是否闻到臭味。当提图斯否定时，韦斯巴芗补充说这钱是从尿里得来的。这也就是巴尔扎克后来说的“韦斯巴芗公理”。

不过，即便古已有之，即便国家缺少环保资金，今日中国人也不能捂着鼻子回到古代，甚至比古代还古代。在我看来，如果真的开征所谓的“呼吸税”，人就不再是人，而只是一种“被征税的存在”。而那种以呼吸等生命基本功能为条件收取的钱财，与其说是生态税（基金），不如说是一种“变态税（基金）”；与其说是呼吸税（基金），不如说是“窒息税（基金）”。

蒋院士所谓要公民为排放二氧化碳“付出代价”，我仍然认为这种建言扭曲了人们对生命与幸福的基本理解。因为就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来说，我们本来就应该不计代价、自由呼吸的，这是我们与生俱来，不可以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天然权利。而且，我也不相信中国人会无能到找不到真正的污染源，而要为自己的呼吸“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