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代价,自由呼吸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通常都会鼓励专家学者就其熟悉的事情在公共领域发言。如果他们习惯沉默,对任何公共事务都不闻不问,千呼万唤不出来,即使不辜负公众的期望,也可能会辜负他们自己的学识与才情。

然而,如果不是受到良知的逼迫与驱使,不是从专业角度出发,而只是信口开河,即使他标榜出于某种公心,恐怕他的主张也难免会被人当成笑话听。而在这方面,人们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笑料,供平时娱乐,供年底评选“十佳”。

最近或可以入围的例子是,有媒体报道中科院院士蒋有绪提出了“呼吸税”: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蒋院士呼吁政府征收每个月20块钱的“呼吸税”,理由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居民理应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

面对这样一个可以和“钉子户推高房价”媲美的“美笑话”,有网站立即搞了个网上调查,反对声音自然居多。其间也有不少网民附议“强烈建议按肺活量大小交税”、“征税用于治理全球气候变暖”,以此表明对蒋院士这一惊世建言之重视。

只是,透过相关新闻及铺天盖地的批评,我发现蒋院士的意思多少有些被人误读了。从字面上说,他似乎并没有提到“呼吸税”,其原意大概是: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所以“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然而,即便没有亲提“呼吸税”,蒋院士此番表白仍多有欠妥。显而易见,因为排放二氧化碳而要求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说到底还是要公民为自己的呼吸后果买单。谁都知道,造成今日之严重污染的,主要是工厂的下水道与烟囱,而不是公民的鼻孔。更何况,中国人的鼻孔也不是最近几年才长出来的,怎么古时候未见污染?

大凡荒诞的理论,总难免勾起人们的无限遐想。蒋院士这个逻辑也不例外。既然连人都要因为排放二氧化碳而付出代价,有关部门是不是同样该打打那些生活在大型养殖厂里终日无所事事,既不做工也不搞有意义研究的动物们的主意?它们也有不少鼻孔。当然同样应该考虑它们肺活量的大小,否则就太伤那些小肺动物们和它们的后台老板的自尊了。如果一头牛因为排放二氧化碳交1元钱,你让一只母鸡也交1元钱,这只母鸡一定会闹情绪,不好好下蛋。

同样出于公平起见,家里养了三两只宠物的也应该为它们排出二氧化碳“付出代价”,因为没有养宠物的人可能会有意见并引来媒体旁观。最后的结果大概是,“呼吸人头基金”与“呼吸禽兽头基金”并驾齐驱。禽兽不能自主“付出代价”的,由禽兽主人代付。

若要就人之呼吸问污染之责,那些从事“剧烈有氧运动”的人,从在卧室承包和谐社会之理想的夫妻到追求金银铜铁锡牌的运动员,恐怕同样应该多“付出代价”。因为环境变差、地球变暖,他们责任更重大——他们呼吸得太猛烈了。借鉴以往的环境治理经验,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引进“准排证”制度,以此严格控制这些“呼吸激进分子”的有氧运动量。如果可能,还可以像“世界无车日”一样,在能够维持生命的前提下,搞些“每天停止呼吸几分钟”的公益活动。改造人类行为,珍惜周边环境,进步一点是一点。

凤凰涅槃变成鸡。晚年温顺无比的郭沫若,在其愤世嫉俗的少年时代曾经写下“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有人就此回应蒋院士,是不是从今往后连屁也要收税啊?其实,郭沫若的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至少我以为在外国是有过粪税的。比如在古罗马时期,韦斯巴芗皇帝曾经创立一种对尿的税收,经由康斯坦丁皇帝后来扩展到对人和动物的粪便收税。据说,韦斯巴芗的儿子提图斯曾经指责他订立尿的捐税,韦斯巴芗于是将这一税项的第一笔钱放在他的鼻子下面,问他是否闻到臭味。当提图斯否定时,韦斯巴芗补充说这钱是从尿里得来的。这也就是巴尔扎克后来说的“韦斯巴芗公理”。

不过,即便古已有之,即便国家缺少环保资金,今日中国人也不能捂着鼻子回到古代,甚至比古代还古代。在我看来,如果真的开征所谓的“呼吸税”,人就不再是人,而只是一种“被征税的存在”。而那种以呼吸等生命基本功能为条件收取的钱财,与其说是生态税(基金),不如说是一种“变态税(基金)”;与其说是呼吸税(基金),不如说是“窒息税(基金)”。

蒋院士所谓要公民为排放二氧化碳“付出代价”,我仍然认为这种建言扭曲了人们对生命与幸福的基本理解。因为就社会治理与环境治理来说,我们本来就应该不计代价、自由呼吸的,这是我们与生俱来,不可以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天然权利。而且,我也不相信中国人会无能到找不到真正的污染源,而要为自己的呼吸“付出代价”。

 

Publié dans Chroniques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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