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病手指
熊培云/思想国
《周末画报》专栏
几年前，我开始喜欢上了伊朗电影。诸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等等。伊朗导演们关于生命与生活的诠释，让我无比震撼。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伊斯兰文化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并且坚定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即，世界上每种文明都有或者或那的长处。透过这些直指心灵的电影，你定会惊讶，在一个你原以为十足荒凉的地方，生命之树却能如此长青。
无疑，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便是这样一部关于生命与救赎的伟大的电影。
一位名叫巴迪的中年男人终于厌弃了一切，准备自杀。于是他自掘坟墓，给自己挖了一个深坑，他打算在钻进洞里吃安眠药自杀。为此，他需要找一个人隔日早晨到洞口来叫他。如果他在洞中答应了，就把他拉出来送到医院，如果他没有发声，就把他掩埋。为此，巴迪开着车在德黑兰周围寻找好心的志愿者。在屡屡碰壁后，终于有位老人答应了巴迪的请求。为了拯救这位中年来，老人对他讲了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老人自己弃世与救赎的一段经历。年轻时他曾经因为失败的人生打算自杀。在准备自杀的樱桃园里，不经意尝了颗樱桃，鲜美的樱桃的滋味使他活了下来。
另一个故事是个土耳其笑话：有个土耳其人，去看医生。他对医生说：“我的手指碰到身体就疼。碰到头，头便疼，碰到腿，腿便疼，摸肚子肚子疼，摸手手疼，摸到哪儿哪儿疼……”医生给他检查以后说：“你的身体没有病，只是你的手指断了。”他回过头接着说，“老兄，你的脑袋病了，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吧！”
对于即将自杀的人来说，两个故事都很珍贵。当然，前一故事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禅宗的一些公案也时常调用类似故事来开悟那些悲观绝望的人——只要你珍惜当下的一花一草，人生仍会有无穷尽的惊喜。
相较之下，土耳其故事更加意味深长，透过这根“病手指”，我们可以思考社会与人生。
在这个笑话里，手指通过按压全身来检查身体。正常状况下，这些信息理应通过与这些器官相连的神经传送给大脑。然而，对于这土耳其人来说，这些信息只是通过手指传递给大脑，而其他神经功能却被搁置。
显然，这种机能错位与资源浪费同样常见于人类的政治生活。假设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是大脑，执行部门是指头，它可以触摸到整个身体。理论上说，手指所要执行的任务只是接受大脑的指令对身体进行按压和触摸，并将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回大脑。比如是否肿胀、溃烂等等。必要时手指会在大脑指示下包扎流血的伤口。从这方面说，敏感有力的手指对于身体是有益的。
问题在于，当手指控制了所有通达大脑的神经并且垄断有关疼痛具体方位的解释时，将有怎样的情形？为了保持自己永远健康的权威，手指拒绝承认自己有病，并且将每次触摸（冲突）的痛感归因于其他器官有病。同样的道理，当权力为了健康形象拒绝承认自己有病，并且转移病因时，同时否定了自己治愈的可能。
从这方面说，当执行机构（手指）垄断了所有解释，对决策机构（大脑）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越权时，一方面要恢复大脑的决策机能，另一方面要打破执行机构对信息的垄断与解释，像培育神经系统一样培育社会的公共表达。
土耳其病人眼里的忧心忡忡，同样见证了转型期国家的某种悲观氛围。不难发现，在这种扭曲的信息传导机制中，由于身体机能的错位，导致假问题变成真问题，局部问题被放大为一场整体性危机。
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我们面对外部世界时，每个人都可能滥用自己的权威。如果我们只是以一种悲观的情绪来诊治这个世界时、面对周遭的人群，我们何尝不是像那根“病手指”一样，不断地为自己制造世界处处有病的“逆境”。
所以我说，公共生活中垄断的权力与私人生活中武断的权威一样，是两根“病手指”。前者以假问题掩盖了真问题，后者则体现在我们时常以自己点滴遭遇来判断一个时代悲喜。其实，我们暂时的愁苦，未必能见证一个时代有着相同的愁苦，我们暂时的欢乐，同样不能预言一个时代有着怎样的美好前途。只是，以积极生活的名义，我们时常可以保持一种乐观的倾向，在一个伟大与糟糕相伴的时代中找到希望与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