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函照登
熊先生：
您好！我是广州某大学法学系的一名学生，最近思考一些问题，未能想通，希望能得到熊先生您的指点。
仔细看了您的思想国，说真的一句，对我的思想启发很大，虽然我不是留学归来，但是我总觉得我的思想已经被西化，或者说是所谓的“觉悟，开窍”，我觉得学了法学的人跟没有学法学的人思想上有很大区别，就如贺卫方先生所说的“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因此我们看问题的角度跟没有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不一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看问题跟一般人不同，却被身边的人当作“另类”，在别人眼中是合情合理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却不一样，当我提出我的观点的时候，往往反对者居多。
比如今天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大学的论坛有人发帖声讨，觉得日本人就是万恶不赦，然后又是抵制日货，然后又是粗言烂语，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您写的“爱国先要爱国民”的文章，的确我们没有民族主义，有的只是发泄主义，复仇主义，都是在宣泄。同时，我也想起了唐绍仪先生的侄子（没记错的话叫做唐鸿荣）唐鸿荣先生跟我说的话，唐老现在负责在珠海照看唐绍仪故居，我曾亲自去拜访他，跟他了解了很多历史真实的一面，他说“中国整天要求日本人认错，反省，道歉，没错，纵然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可原谅，但是中国政府又是否反省过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却人家认错，有这样的道理吗？”于是，我在大学论坛里面声讨小泉的帖子留言说“如果中国有文革博物馆，我也每年都去参拜。要让别人反省错误的时候，自己也要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比如文革。”结果大学很多师弟师妹都不以为然，一味煽动民族情绪，拿出民族大义的观点来批判我。我差点没陷入您所说的“汉奸”行列去了。
所以，有时候，我很不明白，我的观点难道有错？是我的错？还是社会的错？我们后来人，无法得知文革的真相，对目前得到的信息，只能说是知道，但是要怎么样去鉴别真伪，我们还真是无能为力，我亲自到香港买了很多关于文革的资料，有些事实让我无法相信他是真的。后来我拿着这些资料，亲自去了广州，找到我的老师，我们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留美学者，刚刚退休，经历过文革，我让她老人家帮我鉴别，后来，她告诉我，香港买来的那些资料说的都是真的。顿时，我觉得我被中国的教育愚弄的二十多年，更可悲的是，这种愚弄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就像性病一样不停传染，结果，从大学生产出来的，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三好学生，要道德，不要思想，要纪律，不要个性，要听话，不要闹事，还要支持，不能反对……
文革，我能通过过来人鉴别了，醒悟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在中国大陆的所谓事实，我们究竟要如何得知她的真相呢？
去年8月的番禺太石村事件，我本来决定要实地考察的，但是被我同学阻止了……后来， 北大的燕南社区被封了，我们从此无法得知太石村的消息，媒体开始不报道，甚至扭曲报道（番禺日报扭曲报道），面对如此的信息封锁，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官方的消息说是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事（口气跟89年报道的时候的用语一模一样），但是从中大艾晓明教授那里得到的录像带得知的确实政府在耍流氓，我们应该相信谁？
汕尾枪击事件，官方消息说死3个人，是无知的村民在闹事，但是从网络得知的消息，还是政府在耍流氓。
说久远一点，89年的事情，官方消息说没有枪杀一人，但是我从国外得到的录像带却可以看到一堆堆的尸体，血淋淋的场面，我们应该相信谁？
再说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的报道，说卡斯特罗的，提到古巴在他47年的统治下，全国没有人批评政府，卡斯特罗还在他53年的答辩中称要给古巴人民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不被批评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吗？确实是没有人批评，还是没有人敢批评？古巴人民真的能有言论出版自由吗？我没有去过古巴，也没有接触过古巴的国民，当然无法得知。
我们如今的年轻人很无奈，真的很无奈，我们被蒙上了眼睛，光听一个声音在指挥，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本来我们大学生应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应该有人不敢为我为之，舍我其谁的霸气才对，但是，很多人，当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将收到损害的时候，却一个个都变成麻木的看客，或者毫无立场的愤青。面对合法的伤害，我们除了保护好自己，忍辱负重，我们还能怎么样？
之前曾经要求熊先生能写多一点启发年轻人的文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生活在一个是非不分的大陆，天空永远都是阴霾。
我已经被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录取，国际经济法硕士（LLM学位），但是因为很多原因，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现在选择了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打算自己赚钱送自己出去读出。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熊先生您，请问您是读什么专业出身的？法学？新闻学？我对这两个学科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横跨了这两个领域。
希望熊先生能不吝赐教～
XXX 2006年8月16日(应作者要求，隐去姓名及学校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