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迷局

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南方周末》 
 

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美好的愿景是能够在历经艰难困苦后从此走向黄金时代。着眼当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天价时代”。笔者相信，中国要想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层面取得赏心悦目的成就，就必须积极“过大关”，穿越这个“天价时代”。
 

新闻生活里的天价

“天价”正在充斥着中国人的“新闻生活”。打开百度搜索一下，与“天价”相关的新闻超过二十五万条。譬如“哈尔滨天价医药费”、“天价滞纳金”、“某某豪宅拍出天价”、“天价月饼”等等。

最近，又有两条“天价”新闻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一件发生在北京，另一件则在外省。

发生在北京的事是这样的：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搞了个“青春写作旅”作文培训班，短短八天时间，收费竟然高达4900元。不过，这个“青春写作旅”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益。据该培训班“执行总监”孔庆东透露，原计划招100个学生，实际上只招到了20多个学生，仅收到十多万元学费，而此前8次广告就花了几十万元，所以惨淡经营，没挣到钱。尽管知情人辟谣实际广告收入“可能没有过10万元”，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大师搭台，天价唱戏”无论如何都是告吹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江西上饶市广丰县洋口镇。一位村民只因货车刮坏该县建设局长私宅外墙的三块瓷砖，在县交警大队调解时，这位胆小怕事的农民竟被告知要支付赔偿费和鉴定费共4000元。然而，从《人民日报》刊登的照片上看，磁砖的损坏面积不过两厘米宽。所谓“局长一块砖，农民一年汗”，这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却引发众怒。短短两天，某门户网站的相关留言，超过6000条，个中自有千般滋味。
 

天价是怎样炼不成的

从表面上看，两起“天价事件”并无联系。意味深长的是，它们都“功败垂成”。

“青春写作旅”涉及的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选择与生活。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人都是“经济人”与“理念人”，“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与之利益相联系”。套用胡适的话说，“每个人争自己的利益，就是争国家的利益”。正因为此，从自利原则出发，每个人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将社会理性达到最优。

有网友批评，“舒乙、曹文轩、孔庆东等人都是在文学理论上建树颇高的名家，而用‘天价’培养文学新人，不仅玷污了‘文学’二字，而且也让‘文学大家’们贬了值”。事实上，在一个开放社会，此事无需道德出场，市场的无形之手早已为这个“天价”营销做好安排。“天价作文班”流产至少有两个原因。

其一，透明性。尽管广告商吹嘘“将在未明湖畔打造中国写作的‘黄埔军校’”，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孔庆东等“大腕”都不过是凡夫俗子，不可能通过8天教出一群作家，更不可能教出“作家中的军官”。

其二，可选择性。试想，如果所有立志当作家的孩子必须参加这个冒牌的“黄埔军校”，那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有志者”便只能接受这种漫天要价以求“事竟成”。但是，如果它只是选择性消费，天价是否成功，则完全决定于民意市场。换言之，只要这种天价不是强制的，社会同样可以回归到自己的理性，拒绝这种天价。

这个天价作文班，难免让人想起王小波在《谦卑学习班》里给富人精英的一堂课——精英理应谦卑，不要太低估社会的智商。

相较之下，发生在羊口镇的天价索赔案讲述的是权力视野下的公民生活。区别于上述“商品天价”，这位建设局长给我们展示的则是“权力天价”与“权力戾气”。三块普通的磁砖，稍有点常识与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它们会价值几千元。荒诞的是，被这位建设局长唤来的县交警大队，竟然相信了，而且理直气壮地朝那位农民“秉公执法”了。令人宽慰的是，这起事件借媒体之力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位建设局长此时不得不面对“170万元建私宅”的追问。

透过此番天价索赔与荒谬执法，在人们讨论某些地方权力“西西里化”的同时，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互相包庇纵容的权力形成权力垄断，继而产生权力天价；

其二，权力天价强买强卖，社会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其三，来自媒体与社会的监督有助于权力的正常运行，或回归正常轨道。
 

市场不畏惧天价

没有生活的国家都是穷国。通过以上两个案例，不难发现，真正给公众生活造成“天价伤害”的不是市场，而是垄断。所谓垄断，归根到底是对公众选择权的剥夺，这既包括经济层面，也包括政治层面。社会失去选择，谁都可能遭遇这种“天价伤害”。相反，如果人人可以自由选择，“天价”就只是一个数字游戏，不会真正伤及社会的发展。

所以，真正的市场并不畏惧天价，鱼龙混杂同样是一种社会生态。如果将这种选择性的“天价消费”理解为一种“奢侈”，我们同样可以从中找到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价甚至可能引领时尚，并且通过“拖拽效应”使奢侈品逐渐成为日常用品。在一个前进中社会，奢侈品往往是暂时的。比如说，在1900年室内盥洗室是奢侈品，如今早已进入寻常人家。

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维尔纳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同样表达了“奢侈带来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所以，当有学者指出奢侈破坏人类天性时，主张“富足与自由乃人生两大幸事”的亚当·斯密同样在《国富论》中指出，禁奢法代表了“君王大臣们力图监管个人经济活动的无能和想当然”。在经济层面，一个社会可以通过富人的天价消费（奢侈），实现财富的转移与重新分配；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这种“必要的奢侈”同样是承认人的欲望和天性，以抵御“安贫乐道法”里所承载的隐秘的统治。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天价产品”为社会所接受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它不是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如水电、石油，甚至包括政府运营成本；

其二，它是可选择性的自主消费，而不是被动的必须消费。

换言之，这种“天价产品”既不是权力联盟摊派下来的账单，也不包括市场垄断条件下的生活必需品。
 

与天价接轨？

不久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同样，瑞士银行公布《全球价格及收入》研究报告，就薪酬指数和购买力而言，在被调查的71个大城市中，作为内地发达城市的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在第65位和59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垄断行业继续以“与世界接轨”的名义，试图“与天价接轨”。

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是天底下最大的垄断。其后果是，在无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人们被迫接受天价产品和劣质服务。不可否认，人们对天价的声讨，更集中表现在对垄断行业的愤怒。在烟草中层干部年薪30万元、电力企业抄表工年薪10万元等新闻的背后，没有谁会怀疑垄断是造成“福利腐败”的首要原因。

如有评论指出，拥有垄断优势的国企“福利腐败”只是个表层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权力垄断扼杀了中国人创业和竞争的起点公平。据统计，1994-2004年十年间，770万家个体户消失。不久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个以“收入分配”为主题的论坛上同样指出，机会不平等导致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因素，一个是腐败，另一个就是垄断。垄断一方面使人们的消费不断地“与天价接轨”，将社会不断分化为“房奴”和“房主”，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为天价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又在日复一日，腐蚀一个国家创造未来的根基。
 

黄金时代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今日中国同样见证了这种发展中的悖论，见证了这既是天价的时代，又是贫困的时代。

如若斯潘所言，“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所谓“不要市场社会”，归根到底，就是不要在垄断条件下漫天要价的社会。市场的无形之手并不拒斥“天价”，但是，作为民意执行机构，政府的有形之手绝不能让天价成为一种侵入公共生活的“恶势力”。

如果说媒体制造消费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垄断制造天价则或多或少具有前现代气息。如今，有人将住房、医疗和教育比作和平时期的“新三座大山”，这种譬喻准确与否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见涨不见落的天价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使他们的人生失去计划，在高价的漩涡中黯淡了光彩。

正因为此，“收入差距问题”成为本届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而“收入差距”多与垄断有关。诸如《反垄断法》立法、打压房地产价格、抑制垄断行业高薪等措施的推出，其着力点即是缩小收入差距。

有理由相信，惟有打破权力垄断与市场垄断，充分引进竞争机制，让权力与市场在可被监督的透明环境中运行，中国才有可能翻过“天价时代”这沉重一页，从此进入一个自由抉择、轻松生活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