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tre et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百年萨特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Publié le par Xiong

熊培云

 “我在书里开始我的生命,也将在书里结束我的生命。我祖父的书房里到处都是书。他不准任何人清理书上的灰尘,每年只可以在十月份开学之前清洁一次。我甚至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对那些像石板一样厚重的书怀有敬意。它们或正或歪,像一块块砖头一样插在书架上,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块块古老的纪念碑,它们目睹了我的出生,也将目击我的死亡。”这是萨特写在《词语》一书中最动情的一段文字。

今年3月14日和6月21日分别是法国两位重要的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两位少年同窗,未来的论敌对二十世纪法国政治运动与思想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有人曾经如此对比两位才俊:前者“有根基无力量”,后者“有力量无根基”。

由于萨特所具有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人民性”与“政治正确”,法国曾经流行一句话,“宁要错误的萨特,不要正确的阿隆”。对于这种偏执,意图“让意识形态诗歌下降到平凡现实”的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有情理相通的诠释:知识分子之走火入魔,多是因为坚持某种意识形态导致知识与道德上的精神错乱。在我看来,与之对应的仍有另一种“民众的鸦片”,它表现为民众对代表其利益的行动知识分子的言行的盲从。由此可见,受意识形态之害的民众吸食了“双重鸦片”、“二手烟”。

如有书评指出,雷蒙·阿隆写《知识分子的鸦片》,目的就在于为意识形态袪魅,指出“一切都是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设计出最佳的行动路线,真正的政治智慧是寻找一条相对较好的务实道路。对于对手,阿隆强调:“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也不要以绝对真理在握的姿态来判定自己的论敌。”此态度有如胡适——“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不难发现,二十世纪萨特与阿隆在法国之对立与发生在中国的胡适、鲁迅之争异曲同工。今日法国,人们渐渐告别了萨特,重拾阿隆之路,如同胡适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认同。无疑,八十年代的中国,是萨特的时代,阿隆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当时的中国版萨特也并不完整,甚至充满了悖论。当中国人终于走出文革的冰天雪地,开始欢呼“解冻”、抚平“伤痕”时,填补了中国人的精神虚无主义的萨特几乎成为个体精神解放的一种象征,“存在主义”成为年轻人推崇的思想时尚,其倡导的“人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顺应时势,深获民心。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这位“因外斜视而视野开阔”的烟斗知识分子站在法兰西的自由土地上讴歌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段往事,法国汉学家高达乐(Claude Cadart)曾经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见《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据说萨特当时并非不了解中国文革的“负面性”,但出于“大街政治”及其思想影响力的考虑而没有向法国人道破。萨特不但屡次撰文讴歌文革,如同他赞扬苏联人拥有“批评一切的自由”,而且还以种种理由禁止反对意见在他主持的《现代》杂志上发表。如果说为人诟病的罗曼·罗兰拒绝公开《莫斯科日记》代表一种艰难的沉默,那么作为杂志主编的萨特对他者的禁声,则代表着一种基于信仰与绝对真理的专制。

萨特的存在主义名言是,“他人即地狱” (L'enfer c'est les autres)。1944年,萨特推出独幕剧《禁闭》,该剧后来被奉为西方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剧本场景设计在“地狱”之中,此“地狱”不过是个平常人家的房间。短剧将“彼岸”的地狱置换到“此岸”。萨特说,他人的存在是自己存在的参照,这种参照使人备受折磨,因此他人就是地狱。倘无基于他者的价值参照,人就不必时时拷问自己。1964年萨特以“不接受官方的任何荣誉”、“不愿意被体制化”为由拒绝了诺奖当局的“评价地狱”。然而,如上所述,萨特脱离真实的世界,过于相信自己的思想与力量,远离阿隆所赞扬的朴素(prosaïque)与常识,终于跌入了“真理在手”及其“思想大师”的地狱。

萨特曾经感慨存在主义的困境,“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萨特死后留给人们一个追问是:参与型知识分子是代表人民,还是代表知识,抑或兼而有之?是代表惟一真理、“民意知识”,还是立竿见影的进步?直至今日,我们仍能看见许多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贫困,一方面他希望人人能独立自由地思考,抉择自己的人生与价值,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想在广场上充当领袖与将军,在欢呼声中背离对知识的虔诚信仰,从此不再目光明亮。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

 

附:

一读者(未署名)在《南方都市报》纵议栏目对此文的批评。

 

路线之争?话语权之争?
 
    2005-06-22 09:46:1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昨天是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的百年诞辰,看到熊培云关于萨特和阿隆的对比分析,深有感触。对于法国“萨特和阿隆”的谈论我不大清楚,然而对于“胡适与鲁迅之争”及“胡适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认同”却有所疑问。

热闹的“胡适与鲁迅之争”现象的背后,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之间关于道路选择之争,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关于“真理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知识分子历经百年的迁变,依然很难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纵使胡适与鲁迅先生思想多么的宏阔与实用,毕竟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自然有所不足,一味地指责他们,只能徒增自我的虚荣;同样胡适与鲁迅先生的思想,也只能代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两股潮流,而不能代替“新文化思潮”的全部。新文化思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其中蕴藏着我们今天可以重新借鉴的许多思想和经验。胡适与鲁迅先生思想上的诸多不足,可能由其他思潮中寻觅相关经验以弥补,而这恰是重新认识胡适与鲁迅先生重要意义所在。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如“鲁迅般激愤”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激愤不是“弱者对强者欺凌”的反抗,多是借为弱者呼喊之声掌握主流的话语权;同样,依然可以看到像“胡适般宽容”的学者们,他们的宽容是漠视“强者对弱者”的欺凌,那种阿Q式的胆怯与自恋,常使他们蜷缩于学院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多变与丰富,而博得“绅士”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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