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a recherche de Romain Rolland寻访罗曼·罗兰(2)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克莱蒙西还乡:与罗兰的女仆不期而遇

 

决定去克莱蒙西是夏天的事,当时我已经从巴黎大学毕业。我的妻子和一岁半的女儿来巴黎探亲。全家去罗兰的故乡,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郑重其事的了。 

克莱蒙西位于法国中部,是勃艮第地区一座普通的中世纪小城。周一早上从巴黎出发,三个小时后我和妻子推着女儿的小婴儿车,已经走在古城的濛濛细雨之中。当我走到圣·马丁教堂前的空地上,望着小城低处房屋斑驳的旧色与屋顶红瓦上的青苔,竟激动得不能自已。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不是来旅游,而是还乡。幽幽古道,无限热肠,罗兰虽逝,旧镇犹存。在这里,每一块石头仿佛都有热度,飘散着隔世的温暖。 

我在江南乡下生长了十七年,和我的农奴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巴的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却没有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了。回在村子里,就像回到《海上钢琴师》演绎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进一步说,我原本一无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的风潮彻底淹没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变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我眼里的今日中国,正从一座“没有天空的都市”向着没有故乡的都市狂奔。

 我憎恶城市,在我终于抵达巴黎之后,发现原来城市也可以诗意地栖居。在中国,人们有种印象,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搞建设如果不能翻天覆地,至少也要翻新。几年来,我几乎转遍了法国的大中小城市,无处不在的 “翻旧”让我肝肠寸断。我在柏林采访,接待我的朋友不禁感慨万端,“有人抱怨欧洲不新,其实这是欧洲的风格,欧洲人注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历史建筑,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翻旧。”所以,在别的文化忙着改朝换代轮流坐庄时,巴黎的文明却可以坚持千年。在这里,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补充,不会因为有权有势者的狂热与短见取而代之——巴黎人不会为了建戴芳斯广场的大拱门而将凯旋门拆掉;就像祖坟偎依着村庄,守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黎人从不畏惧与鬼为邻。

 大学毕业以来,我对南开母校的情感浓得化解不开,然而,当我游历欧洲以后,对南开的校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允公允能”的理念诚然值得一生珍惜坚守,然而“日新月异”四字,置于今天急功近利的中国,我狐疑满腹。中国人太过于追求新异,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虚幻的“新天地”发展到了癫狂的地步。自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以来,造反曾经如此,革命曾经如此,如今的现代化何尝不是如此?政权更迭、文化革命就像在黑板上写字,写完了就擦,擦完了再写,写写擦擦,时至今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黑板上仍只写了“绪论”两个字,吾国吾民称之为“初级阶段”。

 疼惜了一路,终于走到了罗兰博物馆(全名为罗曼·罗兰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这时雨已经停了。馆外标示今天关闭。于是,我们信步在城里转了起来。当我们跨过一座小桥沿着威尔逊大街一路拍照时,碰见几位当地居民正坐在路边聊天。我便跑过去和他们搭讪,询问罗兰的故居,顺便和他们聊了起来。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奇遇,今天也不例外。一位自称爱丽丝的女士告诉我,罗兰生前的女仆——她的表姐布达夫人, 就住在马路对面!

 罗兰的仆人还活着?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分钟后,热心的爱丽丝把我们领到了布达夫人的家里。布达夫人是罗兰晚年的女仆,悉心地照顾罗兰夫妇。布达夫人说,罗兰生前对她的照顾十分感激,曾经和她说,“等战争结束了一定为你写本书,书名就叫《战争时期的布达》”。布达老人对我们的到来有些喜出望外。我们谈得十分投入,从克利斯朵夫到奥里维,从超越于混战之上到令人忧伤的《莫斯科日记》,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每当我们停顿下来时,她的表妹、爱丽丝夫人便会感叹一句,“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晚上,我们回到了旅店。店主和我说,此前这里来过一位中国人,大概也是来看罗兰博物馆,不过因为当时闭馆,悻悻地走了。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傅雷和罗兰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对我而言,是一部关于心灵的圣经。就像鹿桥的《未央歌》呵护战争时期的爱情,我为在生活中偶得的这些智性之美感恩。倘使我的一生从未读到这些好书,错过克利斯朵夫与葛拉齐娅、错过童孝贤与蔺燕梅,在人生原本荒芜寂寥的旅途,将是怎样一种遗憾! 

第二天,我们参观罗兰博物馆。布达夫人昨晚表示愿为我们做一些讲解,所以我早早地赶到她位于艾米尔街的家里来接她。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腿脚有些不太灵便,一路上我搀着她,如同搀着自己的亲人,亲密无间。我们相识才一天,我感觉自己在这座小城里已经生活了好多年。 

大概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罗兰博物馆。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馆里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博物馆重修,近几个月不对外开放。所幸布达夫人德高望重,在她的坚持下,博物馆破例开馆并为我们指派了讲解员。 

罗兰博物馆是在罗兰旧居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这栋仅有两层的楼房,从前一半是医院(在罗兰博物馆里,同样收藏了这家医院的一些旧物),一半是罗兰家的祖宅。1866129日,罗兰就出生在这里。在对罗兰的祖屋做了简短的介绍后,讲解员将我们带到了旁边一座楼(罗曼·罗兰文化中心),罗兰生前的遗物,包括他弹过的钢琴、各个译本的著作以及1931年同甘地在瑞士家中的合影,主要都存放在这里。我无法描绘当时自己是以怎样的快乐一步步踏上楼梯的。直至今日,我的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在这个让我时常觉得恍惚的世界,总是有一些机缘,传承文明,让我与逝去的人与岁月相遇。 

 

谒罗兰墓:晚安,克利斯朵夫!

 

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决定去十几公里以外名叫Breve的小村庄,那是罗兰与他的俄罗斯妻子玛丽最后安歇的地方。由于没有通往该村的火车和公交,我们只能想办法搭车了。 

在法国,搭车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有时很需要耐心。举着“BREVE”几个大字母,我竖起拇指,站在路边示意搭车。然而两个小时过去,谁也没有等到。过路的行人劝我们死心,说小镇不是巴黎,一般搭不到车;也有不少过路的车主,指着自己后座向我们表示无奈,瞧,我这后面已经装了几个呢!空车自然也有不少,大概因为嫌麻烦或急于赶路纷纷绝尘而去。 

大约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车站,询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去Breve。有人递给我一个出租公司的小广告,上面有电话,说不太远,可以打车去。于是我便拨通了电话。对方是个男士,“很抱歉,我现在不开出租了”。 

我准备打退堂鼓,盘算着该回巴黎了。就在这时,来了两辆车,从里面下来几个西部牛仔似的年轻人。他们高声地说话,一下子全冲进了车站,几分钟后纷纷退了出来。他们四射的活力感染了我,使我有了和他们搭话的兴致。走到哪,我都喜欢和陌生人说话。有次在马赛,和一位乘客聊文学,兴之所致,差点误了火车。一到布鲁塞尔,我便钻进酒吧,与当地人讨论欧盟,结果对方是个同性恋,只和我高谈阔论活跃于大广场附近的八家同性恋酒馆。

 我走上前去,同一位戴着牛仔帽的年轻人打招呼,你知道出租公司的电话吗?牛仔说,想去哪儿?我说,我们想去Breve看罗兰墓。牛仔转回头问同伴,你们知道Breve吗?这时,其中一位小姐掏出了地图册,几个人开始埋头找了起来。不一会儿,牛仔回头兴奋地朝我喊,上车吧,我们路过! 

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就这样我和妻子女儿坐一辆车,行李放另一辆车去了Breve村庄。牛仔一行五人,中午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克莱蒙西,兴之所致,便到车站遛了一圈。坐在车里,我的耳朵里回响起艾丽丝夫人的话,“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二十分钟后,牛仔将我们送到了Breve村。找酒吧老板问好了路,我们径自去了墓园,它静静卧在小村的教堂旁边。墓园的正面,是一条以罗兰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两旁排满了粗壮的栗树,生机勃勃。围墙的入口处用法文写着“罗曼·罗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安息”。 

走进墓园时,暮色已经苍茫。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找到罗兰的墓。过一会儿,来了几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在克莱蒙西玩,听说这里有罗兰墓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于是我便发动他们一起来找罗兰墓。如此打搅死者的安宁,让我这样的活人同样心有不安。找了十几分钟,意大利人终于放弃,陆陆续续走了。独自在墓地里走着,我只愿用目光为所有的墓石拂去尘埃。 

晚上八点来钟左右,我终于找到了罗兰墓,它静静卧在教堂一侧的墙脚下。一块简朴的水泥墓石,淹没于青草与玫瑰之间。上面浅浅地刻着三行字:

 

Romain Rolland

Et

Sa Femme Marie

 

(罗曼·罗兰和他的妻子玛丽)

 

 

尾声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寻访罗兰时,我时常心事重重1935年,接受高尔基的邀请,罗兰与妻子玛丽访问莫斯科一个月,写下对苏联略有微词的《莫斯科日记》,却在原稿标题下注明要求封存半个世纪,惟恐《日记》被苏联的敌人利用来攻击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军队将至,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把俄国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与罗兰的小心翼翼不同的是,法国另一位作家安德烈·纪德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直言不讳。对照两本书,有人因此得出结论:纪德不失知识分子良知,而罗兰的人品让人怀疑。 

罗兰已矣。六十年过去,独坐罗兰墓前,更觉历史过于无情。长眠地下的罗兰已无法为生前的事作任何辩解,那些曾经热爱罗兰的人又何必因此神伤——对于现实与历史,以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能了解多少真相?如雷颐先生在《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中所说,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了他反悔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的罗兰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自始至终充满了感情。认识一种社会的本质并非易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从罗兰的墓园出来,我如释重负,于是和妻子商定连夜赶回克莱蒙西小镇。我们不太指望能搭上谁的车了。推着女儿的小车,我们沿着Breve的乡间公路慢慢地走着,仿佛在江南的乡下散步。远处的山坡,开满了向日葵,无数金色的花瓣,穿透了夜色,宛如灯盏。 

星空之下,夜幕四垂,低头看着在一路颠簸中沉入梦乡的女儿,其实,十几年来,我不知疲倦地寻找罗兰,又与罗兰何干?

 

20041022 巴黎 米哈博桥畔

 

  

 

载《南风窗》、《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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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08/09/2006 08:22

来过这里很多次了,每次都像思想之火平静而激烈的燃烧,,只能说我是你的崇拜者,让我领阅了你的智慧。谢谢~

Clémence 16/01/2006 09:11

Olivier:这篇《寻访罗曼.罗兰》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一次都会流泪。

Fire 28/06/2005 08:07

可以这么说,这篇文章并不以文笔见长,但我却深深地被感动。也是极爱傅雷先生译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重读之际便又有新的感悟。本文作者如此执著的寻访也可使罗兰有遇知音之感了。

ʘŸÊœˆÀº­Àž» 13/06/2005 15:56

很温馨,很感动,感谢你的文章让我进行了一次罗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