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该有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

 

 
    教授接受采访时该不该收费?近来讨论已趋热烈。据报道,外交学院的部分教授不久前搞了个“说还是不说?不给钱就不说!”的统一战线,要求记者支付一小时
200元的采访费,否则拒绝接受采访。

 

本文首先要关注的,是教授们的“收费表达”会不会影响中国正在形成的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妨先进行一些简单的推理。

 

我们假设有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人们在此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广场的四周是各式各样的房屋。房屋的门窗有的朝着广场,有的背对广场。我们把背对广场的房间称为私有空间,把迎着广场而开的房间称为“可能的公共空间”,而广场则是“绝对的公共空间”,为全民所共有。它们都受到宪政的保护。

 

接下来,我们假设朝着广场的一部分房间里住着一些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房间称为“书斋”。鉴于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话语优势,我们设定这些房间占有比较好的高度或者视角,以便他们能较好地看到广场上发生的事情。

 

如上所述,书斋只是一种“可能的公共空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打开他临街的门窗,以自己的知识与思考参与公共事务,对着广场大声说话,或者同意广场上的人们跨进他的书斋来倾听与交流,那么这个书斋便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相反,当他关上门窗,它便成了一个私人空间。比如,当广场上发生暴动,知识分子可以站在窗台上或走下广场,正义凛然地反对暴乱者;当暴乱者胁迫知识分子公开支持他们,理论上,知识分子可以关起门窗,保持自己的沉默权,享受消极自由,并且拒绝“收费表达”的引诱。

 

需要强调的是,今日世界的大进步,在于人们恢复了自己的直觉与常识,认识到了那些有知识与话语权的人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只以生产与传播知识为业,而不是生产和推行真理。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公共空间至关重要。如果是生产真理,真理拥有者就可以垄断一切,任意标价,并且成为全能主义者。相反,如果是生产知识,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的真相,实现一点一滴的进步,这就意味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知识分子的言说因此便具有了商品的竞争属性。正是这种可竞争性使书斋变成了知识提炼与加工的作坊。换言之,那些“地位高尚”的知识分子,其实不过是临着大广场销售自己的知识产品的普通人。有的产品卖得好,有的卖得差,有的甚至发霉变质。有了些名气、站稳了脚跟的知识分子以逸待劳,访者络绎不绝;没站稳脚跟的只好站到自家的窗台上,拿着喇叭吆喝,以吸引广场上的眼球与耳朵,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既然客观上都是一种关于收益的抉择,那些自以为条件优越或初步实现了“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转而搞起了“收费表达”,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也在情理之中。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个体,一个脑力劳动者,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并不意味着他的知识或思想为国家或公众所有。或者说,既然世上有了知识产权这个概念,知识分子的写作通常也不会被列为职务作品,那么他就有理由决定如何自主经营自己的知识。直接收益或间接收益如何,是否“著书不立说”,都是自己的事,也会因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也有人会因此担心,当佣金卷入到这种采访活动之后,会不会导致现有公共空间的质量下降。我想,这种担心应该是多余的。既然警察能够用钱收买线人说真话,我们也没有必要担心知识分子比线人更有撒谎的偏爱,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忏悔精神早已声名狼藉。但是我们的确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拿了钱反而更容易说谎。线人说一次假话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同样那些收了银子的知识分子也会因为说假话得不偿失。

中国人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时常含鄙夷之情。然而,我以为,林子大了,本来就应该什么鸟都有,否则就有违物种多样性的自然法则。况且,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林子,多有一些选择,多一些不被理解的“怪现象”未尝不是一种进步。有的鸟唱歌收费,有的鸟唱歌不收费,等有一天收费的鸟没人听了,自然也会考虑降价,甚至赔本赚吆喝;哪只鸟唱得好了,涨成天价了,也颠覆不了日益扩大的公共空间。毕竟,网络时代已经来临,那些由经院和贵族垄断知识与真理的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南方都市报》评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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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owest 30/06/2005 03:11

我写在自己BLOG上的,一些看法,权作评论吧.

悲剧?喜剧?

“这个世界,对于思考的人来说是个喜剧,对于感受的人是个悲剧。”这句陈年的话出现在我一封陈年的信里,忘记是谁说的了。和一个朋友的电话中被他提起。

周末总是花很多时间在电话上。上周和几个人都聊到一些“教授”要求接受采访时付费的事。本来不是很以为然,这件事本身在程序上无可厚非,只是挺没劲的。

说到后来我不能不以为然了。一个朋友说起刚看《经济半小时》,反映民工劳动之苦,他们不仅要在酷暑中工作,还要忍受肆意延长工作时间、肆意被克扣工资,劳动法、工会都形同虚设……

我非常难过。

法国人总爱说中国的劳动者,辛苦工作只要给他一碗米饭就行了。听到这样的话,我当然很生气。可是这是事实。十九世纪,美国人压榨中国的劳工为他们修铁路;二十世纪,法国人招来阿尔及利亚人做战后重建中最苦的活;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如此对待中国人。我爱钱,可是如果在效率和金钱的名义下是这样残酷的剥削,我们应当怀疑这个社会前进的方向和基本的价值观;我甚至认为象人们曾说的“美国梦”一样,今天也有了“中国梦”,社会给一个人致富的提供了可能是件好事,但如果整个社会只剩“金钱”这一个目标、一个主题、一个声音,那不仅可悲,而且可怕。

可能我是感受太多的人,听朋友的电话、想象民工干活的场景,让我难过得想掉眼泪,气愤得不知所措。当权者毫不迟疑地站在剥削者一边,那么那些有着“思考”天分的知识分子、那些掌握着理论和话语权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时候,需要他们站出来为那些劳动者在一碗米饭之外争取更多的一点尊严,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在嘴巴上贴上封条,封条上两个字:收费!

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