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投票：从土著怎样到国民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周末》专栏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将“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一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提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藉此强调全民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笔者曾就此撰文《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十七大报告在纵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时同样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将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社会建设再次浓墨提出，成为官方推进中国社会转型的第四维。
    回顾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成长，最赏心悦目的进步莫过于一个开放社会的正在形成，以及人们用脚投票的机会增加。众所周知，中国公民曾经被体制化、结构化为特制的螺丝钉，并非可以随意挪动。
    谈到用脚投票（vote with your feet），难免让人想起古罗马。古罗马是人类历史上最风光旖旎的时代，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文明的摇篮。共和制之于三权分立，辛辛那提图斯之于华盛顿，康茂德之于极权统治，角斗场之于大众传媒，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体育、文化，似乎都不难从中找到参照与源流。
    现在我们不妨将时间拉回到公元前510年。此时的罗马虽然关上王制的大门，转入了共和时代，但由于当时是贵族共和，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控制了一切，平民有的因为债务变成了奴隶，所以矛盾十分尖锐。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公元前494年，一大群人撤出罗马城去了东郊的圣山，表示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别了，罗马！” 由于平民大量出走，势必造成生产停顿、兵源匮乏，罗马贵族一时慌了手脚，于是派出代表追到圣山，找平民谈判。利用这个机会，平民推出了保民官制度。应该说，这是历史上最是万种风情的一次用脚投票，最有收获的一次用脚投票——此后，只要保民官说一声“veto”（拉丁语：我禁止），就可以对政府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行使否决权。顺着这个脉络，罗马有了后来的《十二铜表法》。作为罗马法渊源的《十二铜表法》，是平民与贵族博弈的产物。在这里，用脚投票为平民挺直了腰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平民关乎自我价值及有权选择更好的生活的无声宣言，也是可与权力抗争到底的社会资本。
    平民能够取得胜利，至少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他们可以自由离开罗马城；其二是在罗马城外有一片可以属于他们的土地。前者保障了罗马平民用脚投票的权利，后者则使其在用脚投票时不至于无路可去，陷入“霍布森选择”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困境而别无选择，无处可逃。否则，除非他们能像摩西带领他的子民一样出埃及，一切仰仗上帝显灵，有个好记性。
    今天，从官方到民间，中国人可以信心满满地谈社会建设，因为公民在生活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在过去，无所不在的户籍制度与单位制度完全禁锢了人们的流动。由于在城市里建造了一个熟人社会，单位至今被人讥笑为“城中村”，它们五脏俱全，相对封闭，却不能自治。如有学者指出，在国家—单位—个人的关系链中，“国家因为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须的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显然，这种双重控制说到底是国家通过单位实现对个人的绝对控制，这条关系链更像是一根食物链。在此国家吞并社会，有主义无社会的特殊时期，任何社会建设都只能是空谈，公民用脚投票是十分困难的，任凭你大好河山，等待自由迁徙者的多是一顶“盲流”的帽子。
    为什么我们要讴歌开放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几十年来它不断地焕发了中国人的斗志与创造力，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庶与繁荣。上述封闭情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拉动下，社会才一点点地从国家体制中解放出来，即我所谓“社会解放”。近三十年来之所以有所成就，就在于改革开放逐步打破了原来的单位体制，使国民能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从隶属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村庄的“土著”、固守在田野里为帝国站岗的“稻草人”变成可以自由行走的国民。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要求和喜好，完成一次次有益于人生与社会的用脚投票。
    在美国，不同的州之间是竞争的。我们谈到联邦制的好处时，往往会想到用脚投票。如弗里德曼所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简单说，公民对政府不能有一种嫁鸡随鸡的畸恋之情。“假如我不喜欢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迁移到另一个州。”
    上述自由抉择的背后，是一套“市场政治”的法则。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市场经济，同样应该有“市场政治”。活跃于政治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同样体现在一国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由于没有户籍和单位的禁忌，西方国家的居民可以通过居住地的自由抉择客观上使地方政府陷入关乎治理能力的竞争之中。就像罗马的平民离开罗马城，他们同样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生息的地方，可以借力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治理者充分博弈。
    承认社会资源重组是不断地用脚投票的开花结果，就不难发现，开放社会及随之而来的用脚投票其实暗合了一种民主内涵。在我看来，市场政治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时间维度的选举，即通常人们见到的，在投票站前络绎不绝的用手投票；二是地理维度的用脚投票。显然，民主与开放的意义就在于二者能够在时间或者地理上为民众提供“以选择救济选择”的机会与平台。虽然地方政府之间的开放与竞争、特区的设立，只是地理层面的市场政治的开始，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任何中央政府都是“地方政府”，同样会面临着资本、人力、技术等方面的用脚投票的鞭策与考验。当然，站在历史的时空维度，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地理层面的投票是关乎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