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土地,就没有诗意的栖居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北京“纸馅包子”的假新闻出来后,有人抱怨中国人没有判断力,明显是造假的新闻怎么还有人信?我想,即使这新闻是假的,也不能怪民众,因为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大家已经渐渐习惯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判断。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适应环境的推陈出新,然后见怪不怪。
    丑闻总是此起彼伏,一件丑事被曝光,很快便会在另一个地方找到相同的版本。比如“短信狱”,不只是重庆有,安徽有,其他地方也有。同样,“拆迁党”之胡作非为,之鸿篇巨制,更是无人可及。
    7月6日晚,一支由文物、宗教部门的人,还有城管和警察组成的队伍闯进襄樊一处明代古刹。但听为首者一声令下,这群人便用绳索捆住两位六七十岁的老居士,然后开始用推土机拆梁毁房……就这样,襄樊唯一明代古建筑汉圣庵在半夜时分被强行拆除。守庵的一位居士竟被六七个人抬出来并带到派出所,抓走她的理由是她“违反《文物法》”。
    6月22日晚,一支由城管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将西安市唐代艺术博物馆强行拆除。晚上9点多,20多个头戴“城管执法”白色头盔的人员突然将西安一博物馆层层包围封锁,同时40多个不明身份的人迅速包围博物馆,并强拆博物馆,用旧瓦砾强行封堵博物馆大门。10点多,几十个来历不明的人手持斧头和棍棒冲入博物馆,将馆内值班人员粗暴撵出馆外。
    5月2日,一支由机关工作人员、警察和教师组成的300多人的队伍,在刘店镇乡党委书记、乡长和推土机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平了一个村庄近千亩小麦。
    拆迁的队伍越走越长。我曾经说,中国的历史悲剧,很多情况下都是“拆迁政治”造成的。在生活方面更体现为“先拆迁,后安置”。“先拆迁”就是旧屋已去,新屋未建;而“后安置”则有可能再也不安置了,于是乎被拆者只好忍受天寒地冻,或在户外尽享“席卷天下”的好处。
    比如历史上的许多革命或者造反,便是将新天地允诺得光彩照人,然而,实际上却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于是,也便有了张养浩的千古长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社会有自己的秩序在生长。许多本来应该“善前”的事,偏偏做成了“善后”。比如说,几天前,北京新龙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因为规划需要”被拆,而800多师生都不知情。拆完后,回龙观政府和昌平教委表示,正在积极帮学校联系新校舍。更令人气愤的是汉圣庵被拆,襄樊官员也说要“异地重建”,在这些官员眼里,对文物进行“先斩后奏”式的毁坏仿佛只是为了搞换头术表演,而不是杀人。
    “先拆迁,后安置”本质上说,是一种流氓逻辑,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先强奸然后娶妻生子的逻辑。
    前不久,我说中国的“小产权”与“大产权”之争是无谓之争,因为中国房地产更大的问题就在于有房产而无地产,所以“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由于土地名义上属于所有人,这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人,这便注定了土地的占有将永远服从于弱肉强食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每个人所拥有的都是一种朝不保夕的权利。
    有人将中国人“富不过三代”归咎于富家子弟挥金如土,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诉诸强力与暴力的“拆迁政治”与“拆迁文化”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当财产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人们对财产的占有就只能追求谁占得最多,而不是谁占得最久。
    有位网友和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个腰缠万贯的大财主,平日里过得悠哉游哉,有次遇到了大洪水,于是抱着财宝爬到了树上。由于水没有退,他也下不了地,这些财宝全是累赘,对他毫无用处,最后他掉到水里淹死了。
    这个故事表明,人的一切权利都得依托土地而存在,土地所有权才是一切权利的根本,因为人必须依托大地创造、生活与积累财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任何财产权,甚至包括人权,都可能变成水月镜花、空中楼阁。没有比把国土归还给国民更有益于长治久安的了。
    荷尔德林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的一生充其量也是诗意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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