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犯人
熊培云/《新京报》
2004年6月，成都市金牛区原副区长、“红顶商人”马建国以挪用公款罪，以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短短10余年间聚集数以千万计的资金，用马建国自己的话说，这一切都得益于自己的身份——官商。
无疑，“红顶商人”的存在，与中国转型不无关系，牵涉到权力与资本的重新划界。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当这位一度“落难”的“红顶商人”再次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时，却换了个身份——“红顶犯人”。如果说“红顶商人”指的是那些用权力驯服资本的人；那么这里的“红顶犯人”则是指那些用资本驯服权力的“阶上囚”，当然也应该包括那些能够继续通过权力影响权力的“落权者”。
2006年8月8日出版的《华西都市报》这样报道了马建国狱里狱外的“幸福生活”。
“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接受宴请，可以回家过夜，外出与亲友会见，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公司事务，犹如外出度假……”
身处转型期的中国，同样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了一个“悲欣交集”（李叔同临终偈）的时代，新事物在生长，旧势力在发酵。所以，当人们欣喜于中国部分监狱“从神秘走向开放”，践行“狱务公开”，并允许公民定期参观监狱以消除“深牢”、“大狱”、“高墙”、“铁窗”等不文明的印象时，我们同样悲哀地看到，有的监狱进化成了“有钱人的疗养所”、“腐败分子的后花园”。马建国一时志得意满，真是应了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那句著名台词，“……即使是在监狱里放风，他仍然像在自家院子里似的闲庭信步。”
9月7日，马建国再次站到了被告席上。据公诉人指控，2004年8月至2005年11月在川西监狱服刑期间，为了获得不正当利益，马建国托时任川西监狱长的巫邦志、刑罚执行科科长向瑞忠提供违背监规的帮助和方便条件，经查实，马建国先后对上述人员行贿财物超过30万元。其中17万是为巫邦志还了购房款，此番光景，难免让人心生“狱中自有黄金屋”的慨叹。
根据《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监狱里通常设有检举制度，以接受申诉、控告、检举材料。人们的疑问是，除了监狱纪检、监察部门，还有独立于监狱系统之外的驻狱检察组负责狱务监督，为什么此事足足持续了一年半时间？显然，一个以“善治”为目标的社会不能仅靠“社会反响强烈”来实现权力监督。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狱方涉案人员拿了纳税人的钱财，本是要做维护公民利益的“公仆”，没想到却为了一点贿赂与“工资”，甘心做了马建国的“私仆”，堂而皇之的理由竟然体现监狱的“人文关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马建国可以自由出入监狱，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悖论——在监狱中，究竟谁在改造谁？显然，“身陷囹圄”的马建国不但没有真正接受社会的改造，反而用自己钱权交易的双赢逻辑改造监狱管理人员。
法国作家斯汤达曾在小说《红与黑》慨叹，“监狱里最大的不幸，在于犯人不能把自己的牢门关上”。透过马建国自由出入监狱案，我们所见证的则是另一种不幸，即，那些手眼通天的犯人可以把监狱改造成自由市场。当那些正在服刑的罪犯可以声色犬马、逍遥于监狱之外，公民对其誓死捍卫的法律尊严将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