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是个好东西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南方周末》

   

 

  汶川大地震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地貌,同样震撼中国人的心灵。

  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512日,当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名列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榜首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立即做出去现场救灾的决定。离灾情发生仅2个小时,在灾情的严重性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情况下,陈光标率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和120多位操作人员组成救灾队伍出发了。日夜兼程,14日凌晨3点,车队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

  生子当如陈光标。陈光标的当机立断揭开了此次民间力量大集结的序幕,也向我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民间力量有着怎样的成长。回顾此次地震发生后的种种,从灾民自救到公民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陈光标与其他无数救援者殊途同归地向政府、向全世界展示了民间社会在化解危机时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自觉与力量。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不在于国家,而在于社会,在于民间力量的养成;一国政治是否文明,同样取决于政府对民间社会采取怎样一种态度。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民间社会的成长,在于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民间是个好东西”,意识到一个自发自为、自由自我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永葆创造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谋取进步,并在关键时候化解危机的力量之源。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经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人意苦恼不已。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全能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民间社会的成长,不仅是完成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也是消解转型危机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西方人热衷讨论“风险社会”,也是要通过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以分散社会风险。

  回顾中国的改朝换代史同样可以获得一些相似的印象。中央政府为了实现集权统治,在割断民间的横向联系之时实际上也将社会的“救亡”机制一并剔除。所以,当外敌来犯或者其他危机来临时,凡事都指望或者相信中央政府的社会自救将难以展开,于是中央政府一旦垮了,整个国家与社会也都垮了。

  历史一次次证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国家至上主义的破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在此意义上,我相信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三十年,是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一个众所周知且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中国改革的破土即是发端于民间。

  社会比国家古老,有民间才有希望。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改革开放不仅启动了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与此同时,更开始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横向网络,包括从上下摊派的计划经济转向横向流动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转向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中国人经常说的 “与世界接轨”,同样可以理解为网络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横向接驳。

  民间永远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生活的最深处;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社会的进步与腐朽,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造使社会不断地告别绝望走向新生。此次民间救灾力量的异军突起,再次证明了民间力量对于社会的黏合作用,对于社会创伤的修复作用。这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显而易见,民间是个好东西决非徒托空言。

  但即便如此,仍有某些地方政府对民间力量颇多疑虑,甚至断言部分志愿者客观上给灾区“添乱”。其实灾区民众的评价恰恰相反,他们对志愿者的贡献早就给出了公正而又权威的判断。当然不可否认,在志愿者工作与地方政府工作的衔接问题上,确实谈不上尽善尽美。但是,这不仅不能构成我们对中国民间力量正当性的怀疑,反而让我们洞悉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即中国民间力量的自我组织需要政治与政策上的扶持,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为民间社会的专业化、组织化发展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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