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也怕被颠覆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愤怒出诗人，也出“屁眼”。自认著作遭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恶意批评”，北京师范大教授季广茂近日在博客中大爆粗口，称批评者为“屁眼教授”，令人瞠目。几日后，季教授不得不删除博客中的过激言词，并为自己的行为“有损北师大的形象，有损所有教授的形象，有损知识分子的形象”表示了歉意。
　　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不能再损害了，尽管这一形象已经很难再损害了。让我思考的是季教授的辩解。季教授坚持认为自己与钟华之争绝非“学术之争”，而是由某些人精心策划的“泼粪行动”。“钟华的书评足以扼杀我的学术生命”，“我以前言辞激烈，实在是小人物的绝望之举，几近于自杀，所以希望大家不必苛责。”
　　这一事件让我对季教授充满了同情。当然，这种同情并不只给季教授。据我所知，中国学者中并不乏这样脆弱而可怜的人。他们兢兢业业地做了几十年学问，本应受人尊敬的。遗憾的是，他们最后往往没有把自己的世界做大，反而越做越小，所谓学问也都成了其生命中的最后一袋圣物与干粮。极端者常常是，一有点风吹草动，不是“咬舌自尽”，便是“提舌杀人”。前者比如几年前有学者写博客在网上竖起了论敌，由于被人骂了而且觉得对手骂得不好，于是将自己的博客彻底删了。此一脆弱，我曾谓之“怨憎敌人枪法不准，索性自己吞枪自尽。”至于“提舌杀人”，季教授此番算是做了榜样。由于“只能用谩骂和指责的方式，才能治疗我心里的伤痛，不然我觉得我早就崩溃了”，季教授大发檄文，宣告自己“做回畜生”。这算是“风吹草低现牛羊”了。
　　季教授慨叹自己“没有房子没有钱，我唯一的生命就是学问。”前半句与本次讨论无关。至于“我唯一的生命就是学问”，似乎解释了他面对“毁灭性批评”时何以暴跳如雷。既然视“唯一的生命就是学问”，就不难理解否定季教授的学问是何等冒险犯难。你去否定他，而且“别有用心”，就不怪被人理解为“拼命”甚至“谋杀”了。在此，我们不能奢望季教授能像胡适先生那样做一个不靠枪杆子却可以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如果只是因为一篇书评便断定“足以扼杀我的学术生命”，季教授这“生命”委实太脆弱了一点。而这一“足以”，反倒显得季教授过于自轻了。
　　这场“阴谋”让我们看到，原来中国学者也像牛背上的孩子那样怕被颠覆。季教授怒骂批评者是“屁眼教授”，定是看到那篇书评要将他经营了一辈子的“学术王国”给摧毁了。其所谓精心策划的“泼粪行动”因此更像是一场针对他的学术王国发起的远程叛乱，所以季教授必须用粗话（话语暴力）进行“镇压”。显然，季教授是彻底错了，因为批评者不是他学术王国里的臣民，而且，批评者有“居心叵测”地反对他的权利。
　　一团和气固然是好，互不买账更要珍惜。历史一次次证明，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可以信赖的进步。今天我们之所以近乎无节制地赞美互联网，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做“一个人的反对派”的无穷机遇。所谓观点平衡世界，无人永远正确，如果能够虚心地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且从某些“恶意”中找到“善的信息”，丰富我们的生命与常识，我们也会因此获得进步。
　　一个人是否高贵，是否有真学识，不是他人的诋毁所能决定的。1930年4月，胡适写信给杨杏佛，称自己受了十年的骂，但“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五十年代，胡适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所幸，胡适先生当年不曾像季教授那般“愤怒出屁眼”，否则，以那个时代风起云涌之“屁眼阵容”，恐怕他一生只能手持肛泰，“功不唐捐”于碌碌无为的肛门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