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访谈
记者华璐采访报道
南都周刊：你提出，俯卧撑的流行其实是网民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了。这种起哄式、带有戏谑意味的网络语言能真正传达网民诉求吗？
熊培云：不是开始吧，应该说网民一直是关注公共事务的。事实上过去很多公共事件也是网民推动的，从孙志刚、非典、黑砖窑到最近几个月的周老虎……只是现在大家又找到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类似“做俯卧撑”这样的词语“公开地窃窃私语”。我想不是简单的起哄，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日常的、磨碎了激烈的反抗。而且，这是一种特别的、夹杂着嘲笑的反抗。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俯卧撑跟打酱油一样，很大程度上是网民无聊和无厘头的宣泄。
熊培云：由于不能尽情、尽理地表达，从传达民意的角度来说，这种“马戏式”的表达是打了折的。但我不觉得无聊，实际上这是一种全新意义的“新话”。奥威尔在《1984》里面谈到用一种“新话”替代旧的话语以便让民众忘记过去，而现在流行于网络上的“新话”，恰恰是社会收复思考能力的一种尝试，其所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成长。如果承认话语是观念的载体，就知道今日“新话”的出现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今日的“新话”代替过去的“新话”，我说这是——江山代有“新话”出，时代后浪推前浪。
南都周刊：大家采取这种戏谑、甚至吊诡的黑色幽默来面对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是与表达不畅有关吗？
熊培云：你知道中国过去几十年官方话语对社会话语侵蚀得很厉害，现在实际上是民间或者社会话语开始复苏了，社会在创造新的语言。
有个老先生和我谈到年轻时参加过一个婚礼，至今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舍妹与某某成婚。”结婚成家与“大跃进”有什么关系？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入侵社会”，可叹的是当时老百姓离开官方话语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然而，现在不一样了。当人们回归生活的经验与常识，必然会重新拾起甚至创造适合或者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听话”。所以，如今社会层面不仅有大众话语、知识分子群体话语，还有代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话语。互联网话语更是千奇百怪，且不说“拍砖”、“灌水”、“顶”早已流行，更有“火星文”横空出世。比如“3Q得orz”，这小段火星文字一般人恐怕是看不懂了，译成正常汉语就是“感谢得五体投地”。大凡追求思维乐趣的人，看到孩子们这种奇思妙想，大概只有赞叹的份。如果这点小创造都要去封杀，语言生活谈何趣味？
这里有个关键词，“变话”。看中国的变化，其实是可以从“变话”中看到的。我理解的“变话”，就是话语体系的变化。过去只有官方的话语体系，现在是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或者说社会)话语体系并存。
与此同时，这种“变话”还表现在，除了创造“新词”，同时也创造“新义”。比如在“公家至上”的过去，“钉子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但是，随着国民物权观念的萌发与成长，如今“钉子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捍卫民权的一种象征，网上甚至还出现了“钉子户引导人民”的“PS版油画”。所以我说，小“变话”，大变化。
南都周刊：比起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网络话语的影响是否同样有力？如俯卧撑式调侃。
熊培云：网络话语影响不小。“俯卧撑”已经出现在南京中央路一处巨幅房产海报上——“房价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此前，也有媒体分析中国上气不接下气的股市“已经进入俯卧撑阶段”。其实，“做俯卧撑”这个词即使慢慢消失，新的词语也会出来。比如最近不又有了“裸体做官”吗，很形象。
南都周刊：是否这些流行词内容变了，实质并不变？比如就是对发出自己声音的渴望？
熊培云：有对渠道不畅的不满。不过，也不要小看这种调侃。其实一个好的笑话或者嘲笑，胜过一个大道理。中国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法跨越，大家“俯卧撑”的同时，我想一方面是在寻求心理慰藉，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心存希望，在关注一些事情。表面上看，上述“新词”的流行或者重新阐释都有些戏谑的成分，不过，它们让我想得更多的却是这个转型时代的“变话”。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社会变革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而话语的变化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鹿桥说《未央歌》里的时代是诗歌加论文的时代。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是有诗歌，有论文，也有俯卧撑，也就是说心灵、理性以及介乎心灵与理性之间的模糊表达都有。但无论是作论文，写诗歌，还是做俯卧撑，都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对于中国公共空间的成长来说，我更倾向于将这种“俯卧撑”表达看作为一种增量。作为“非俯卧撑”表达者，我会继续我原来的表达方式，“来做三个俯卧撑”更不会强制我减少自己的表达。简单说，我们只是增加了一种社会批评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