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不久前，我在某个网站的新闻专题上看到一张关于陈水扁家族洗钱地点的示意图。图片上有许多根从岛内伸向世界各地的箭头线，乍一瞧你一定会以为这是台湾哪家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图。看来这个地球真是被那些手眼通天的腐败分子给“平”了。
今日世界虽然没有“腐败奥运会”，但是它从来就不缺“腐败运动员”。显而易见，正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方面在公共场合纵情宣讲自己如何为民请命，为了大家共同的美好理想不惜舍生取义；而另一方面，同样是他们，却在暗地里把人民的肚皮当蹦蹦床，一次次冲高试图夺取腐败王国的冠军。
斯大林说:杀一个人是杀人，杀一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自从其腐败丑闻曝光并且被收监后，陈水扁在八年任内究竟揩走了台湾民众多少油水，现在看来只是个数字问题了。最近又有消息，台湾检方特侦组侦办扁家洗钱案查出杜丽萍2005年间涉嫌以水果箱送2亿元进官邸。在此之前，并传出吴淑珍助理蔡铭哲搬运至少1亿元现金入官邸，兆丰金前董事长郑深池也运1亿元现金入官邸，加上杜丽萍庭审承认载2亿元现金，陈水扁在玉山官邸有个“防蛀、防潮”的地下金库的传闻因此渐渐被证实。
所以我要说，这个世界不光是被腐败分子给“平”了，而且给“坑”了。如今各国各地都在应付通缩，但只要想想成堆的现金被贪官们藏在自家的“地下坑”里（更别说外国银行），就知道腐败也会造成通货紧缩。从这个角度来说，马英九为促进台湾消费或许大可不必到市场上带头买什么鲭鱼产品——相较前任而言，只要他能保证其治下政治廉洁，便是为台湾扩大内需、抑制通缩做了大贡献。
与“扁家丑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则“美闻”。据《中国时报》报道，11月27日，台监察院在马英九就任后首度公布财产资料公布了最新一期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资料。资料显示，相较今年2月马英九存款总额增加1231万元新台币，达6400余万元，成为当局“存款王”。对于马英九的财产为何增加千万，“总统府”发言人亦有相关解释。
兑现政治廉洁，从财产申报开始。无论马英九过去和将来如何，只要是合法财产，存款再多也没有人会说他腐败——哪怕他把其中1000万拿来堆满自家的床；哪怕小偷来偷，家里失火，水管跑水。
台湾跟上了世界潮流。世界上大凡可称得上政治文明的地方，都对从政者的收入都有严格的监督。比如，在法国，为有效预防腐败行为，先后通过了一系列规范公务员权利和义务的法案，并在1988年通过《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希望通过经济上的约束确保政治上的信用。同样，总统在就任前后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2007年4月，希拉克在离任前便向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他与妻子的财产清单。从上台到下台，希拉克在入主爱丽舍宫期间究竟获得了多少“政治性收入”，民众一目了然。
人性不分古今中外，任何地方都有腐败，区别只在于政府对腐败的态度。尽管财产申报制度并不是可以药到病除的偏方，但它的约束作用与象征意义同样不可小觑。
前者，由于具有立此存照的证据功能和作假受罚的惩戒功能，财产申报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从政者的行为。还就在不久前，台湾监察院公告财产申报故意申报不实及无正当理逾期申报之被处罚确定名单。陈水扁因为多次申报财产不实，被罚款44万元新台币。就像我们从陈水扁被收监看到台湾民主战胜了腐败，显而易见，陈水扁因为财产申报不实而受罚，不但不是台湾财产申报制度的失败，反而是它的成功。
至于后者，财产申报的象征意义则在于，对政治廉洁越来越敏感的民众也会透过财产申报之有无来揣测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究竟有多少诚意和决心。由此不难发现，设立财产申报制度对消解官民对立与重建政府信用同样意义重大。
如上所述，在反贪方面并非有了“财产申报”几个字就万事大吉。一方面，还是有不少官员会在申报上弄虚作假；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反腐败措施或者财产界定不到位，有些财产申报也会形同虚设。比如说，1995年中国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这只是一项内部的政策性规定而非法律，申报人员仅限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内容仅限于工资奖金等收入而非全部财产，因而实际作用不大。也是这个原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建议中国加紧建立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廉政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