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南方周末》
据《科学时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博士最近完成的“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人数比例仅为12.2%，有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都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并对“预测”的灾难有恐惧心理，至少是持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迷信的有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旦迷信武装了官员的脑袋并且据此发号施令，其危害可想而知。官员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迷信的危害会从私域冲进公域。人们常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然而面对这个“半数以上”的数据，我们却不得不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许多中国人的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受着某些“神鬼力量”的支配。据说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被“大师”预测自己有当副总理的命，可命里还缺一座“桥”，于是下令将耗资数亿元的国道改线，只为在水库上架起那座著名的“岱湖桥”，寓意将自己“带起来”，飞黄腾达，可惜没有多久，东窗事发，这座桥也因此被人们戏称为“逮胡桥”。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神鬼传统”而不是“人的传统”，即所谓“皇帝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鬼”。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一个好的制度的缺失使每个人都是弱者，他们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归咎于某些不可抗力，并且因此将拯救自己的力量投向鬼神。事实上，此处 “不可抗力”皆来自人群。这种将自己与社会的命运寄托于某种神秘力量获取拯救的心理现象，更在一定程度上散发着原始的“占卜政治”的气息。
透过半数官员信奉迷信这一现象，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分析：
其一，信仰危机。
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社会与心理、既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旧有的共产主义信念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分崩离析。具体到一些官员身上，迷信在一定程度成了信仰缺失条件下的替补品与安慰剂。如果说“宗教是鸦片”，代表着人们在精神世界的某种隐秘诉求，那么在这里，迷信则是最后一根信仰的稻草，将那些言不由衷者从信仰的迷失与沉沦中“救起”。既然死后不必“见马克思”，那么就在生前和其他神秘力量搞好关系。
其二，贿赂鬼神。
不难发现，许多官员信奉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比如说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把烧香拜佛当作自己的“精神支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每天待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陕西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案发前经常参加“开光”、“灌顶”、“天供”等活动，为此花费几十万元。所谓“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凡此种种烧钱与下跪显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在物质与精神上对鬼神进行双重贿赂。
如果这些迷信活动是公款消费，更意味着是转向兑取神力资源的“洗钱运动”。当然，尽管“下跪是一种贿赂”，但这种贿赂与洗钱未必奏效。韩桂芝等贪官在案发后不就抗议：“佛啊，你为什么不保佑我？！”言下之意，你这精神领域的大官人，怎么收钱不办事啊？！
其三，官场迷信。
尽管中国政府在努力寻求善治，不可否认的是，官员任用专权化导致官员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干部任用与提拔由“一把手说了算”的局面并无改观。众所周知，有些地方的官员甚至将“双规”作为疯狂敛财的工具。由于不是直接对选民负责，在许多官员的自我评价体系中民众的作用无足轻重。对于许多公务员来说，只有领导才是其职业生涯的终结者与拯救者。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不辞辛劳供奉上司、迷信上司。
从这方面说，针对神秘力量的烧香拜佛不过是“唯上级是尊”的官场迷信的一个延伸，正如贿赂鬼神与其贿赂上司有着相同的逻辑一样。如丛福奎听到“女大师”胡诌一句“你快高升了，要想上升，你就信佛”的提示后就开始信佛，这里的“佛”就是领导。当然，对于那些在官场中不受领导重用而“改投佛门”者来说，“佛”就是可以让“魔鬼领导”回心转意的那股力量，就像柬埔寨神话里描述的天神那样，能与“魔鬼领导”拔河。
其四，政教合一。
如上所述，一些腐败官员通过贿赂鬼神为自己过去的劣迹寻求庇佑，为未来的飞黄腾达开辟道路，一切不过是为我所用。也正是这种迷信让社会静悄悄地背离理性，处于长期的危险之中。在此，弄权者贿赂鬼神并非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害怕有人敲门，更为自己未来做“亏心事”增加胆量。当他们将自己的权力与神鬼力量结合到一起时，其身心内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对于他们来说，忏悔无关紧要。请求菩萨的保佑，而不是责罚，便已经表明他们的所谓虔诚不过是要请菩萨做自己黑暗事业的帮凶与保镖，护佑自己“腐往直前”。
为什么许多官员“不信苍生信鬼神”？为什么许多官员宁可下跪祈求鬼神为自己拉票也不愿站在竞选台上为支持他的选民们振臂一呼？透过“县处级公务员半数以上信迷信”我们不难看出当下中国的民主建设与政府建设有着怎样真实的现状与艰难的前景。
应该说，眼下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民智维新”的时代，不仅普通民众要学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位官员更应为理智与心灵的双重独立担起责任。从这方面说，此一迷信景观为我们提出的仍不过是中国人将如何完成自己的心灵重建与制度重建这一论题。对于后者来说，改进既有评价体系显然比提高官员素质还更重要。或者说，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高效的体制让高素质的人去从政，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待做了官、迷了信、见了鬼后再去提高素质。倘使我们可以在心灵与制度上完成这种双重自救，这“散兵游勇的人类”，何苦要纷至沓来，跪倒在鬼神面前——虽自封弱者，却要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