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olition de la peine de mort et l'esprit de la loi 杀人不偿命 欠债要还钱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9月26日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增设三个刑事审判庭,以应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并将使死刑复核程序真正中立于行政机关及防止其他权力的介入。万鄂湘同时感慨,虽然中国现在面临废除死刑的压力,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无法讨论,因为“杀人偿命”这个千年古训在国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丢掉。
  对于“杀人偿命”这个千年古训的影响力,我算是偶有体会。不久前,当我主张废除死刑的文章被一些网站转载时,立即在网上激起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者不乏幽默,譬如他们以不被法律保护的弱者的名义,要求截杀熊培云,然后再响应熊先生的呼吁,一举废除死刑,宽宥杀手,以显示吾民与吾国法律之人道主义情怀。
  当然,有些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受制于当下不如人意的形势,我看到一些原本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变得心灰意冷,至少并不积极。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理由是,在这个半调子法治的国家,即使我们有朝一日废除了死刑,也不能避免一个“囚犯公民”在狱中非正常死亡。
  关于这一点,我想保持一种乐观心态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从全社会“公开杀人”到某个团伙“暗中杀人”毕竟是个进步。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道主义的宪政中国可以一蹴而就。我们日积月累的讨论,事实上也是在改造一种“以牙还牙”的法治精神。
  记得两年前我住在法国某大学城里时,常有几位学法律或社会学的法国学生到我宿舍里聊天。有一次当我引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八字俗语概括中国的刑法和民法时,立即引起了他们不小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好的法律应该是 “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欠债要还钱”不必赘说,而“杀人不偿命”的确成为法国等欧洲国家新的传统。
  众所周知,在密特朗时期,法国废除了死刑。据说,当时法国民意大多数都反对废除死刑。密特朗到底是个自信有主见的人,敢冒民意之大不韪,硬是将废除死刑写进了竞选纲领,并且顺利入主爱丽舍宫。
  若干年后,当时法国的司法部长,曾经大力推动废除死刑的巴丹戴尔先生出版《为废除死刑而战》一书。书里谈到一个观点,如果政府想要废除死刑,一定不能搞全民公决。因为有时候,民意是靠不住的。精英阶层在必要的时候要有大担当,学会引领社会。
  不难看出,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中式偶句真理”里,“欠债还钱”四字深植于契约精神,而“杀人偿命”仍不过是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性立法。当今世界昌明,人道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显然,“杀人偿命”一说是对法的精神的深刻误解。
  在我看来,法律为人所信仰,并不止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法有慈悲心。二十世纪以来,法之精神有所进步,至少体现在人们对法律强制力的正本清源——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意识到强制并非法的本质。如奥地利法学家魏因贝格尔所说,法律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和协调,是为管理服务,其主要手段不是强制(惩罚)而是促进。
  因此,就本质而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在各国规制并严格推行,并不是因为法律神圣,而是生活神圣,人追求并捍卫幸福自由之神圣。换言之,法律之形成并非以制裁违法者为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公民,包括每一位违法者以及潜在违法者。
  人处于社会之中,必须直面两种东西:一曰人性,二曰社会性。
  所谓人性,指人的本性。或许我们可以说,人性本无善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对善恶的抉择,人性在路上,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与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访谈时曾深受教诲,“人性永在不断形成之中”。如法国电影《Le temps du loup》(中译《恶狼时代》)所揭示,在未来资源极度匮乏的年月,公民社会势必土崩瓦解,人的兽性从此大行其道。
  所谓社会性,指社会的本性。在此,我们区别以往关于“人的社会性”的解释,意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亦有其本性——“社会性”,善恶博弈,此消彼长。在一个没有宪政保障的时代,比如清朝的“文字狱”、近三十年前中国所经历的文革,“社会性”同样暴露出穷凶极恶的一面。
  人性恶或相对性恶,以及社会自我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制度或秩序的破坏者。换句话说,在人性与社会性的相互作用下,人人都只能是“目前清白”。人为生存或理想而有欲望,而性恶,这与其说是人以生俱来的“原罪”,弗如说是有生之年可能发生的“未来之罪”。
  基于上述“未来之罪”的可能,我们相信,保卫违法者甚至杀人者应有的权益,同样是保卫所有“目前清白者”。在此意义上说,在积极推进制度与社会改造的前提下,对死刑犯的宽囿,胜出的将是社会,而不仅是死刑犯本人。它不是鼓励犯罪,而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与救赎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为了消灭几个可能继续杀人的人而将所有“死刑犯”都押上断头台,无异于犯下和汪精卫当年“宁可枉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一样的逻辑错误。
  我之相信法律向善,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法律的首要也是主要的目的是“公共幸福的安排”。阿奎那相信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公共生活才是完整的生活。换句话说,法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公共幸福”,在于规诫,而非惩罚。
  进一步说,无论是立足于“性恶论”的法律,还是性善论的道德,其目的都莫过于保障人类对幸福的追求。基于性恶论的法律从创建伊始,本质上和道德上是同等向善的,都是关于人性与“社会性”的救赎。恰恰是这种向善的共性使法律和道德精神互通,并在一定条件下使道德上升为法律,法律形成新的道德,逐步完善对人性的指引和对“社会性”的改造。
  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bur)对人性与民主有经典描述:“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可能”。
  所谓暴君当道,民主无以诞生;暴民当道,民主生不如死。
  应该说尼布尔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法律: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可能。倘使人人以践踏法律为乐,法律将毫无意义;同样,当立法以不公正为前提,自然无人遵守它。法的来源及精神取向因此可概括为“人之初,性本恶;法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恶,使法律成为必要;法之初,性本善,使法律成为可能。对于社会而言,法律可被信仰是因为它有向善之心,可以增进并保障民众的幸福自由。在制度甚至所谓的民意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谁能想到,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初,罗伯斯庇尔曾是个坚定的主张废除死刑的战士?(当然,不可怀疑的是,相对于制度而言,人将是最后的胜出者,因为正是后者决定制度的内容,而非相反。)
  死刑是一种灭绝希望的惩罚,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略论其一,“死刑之下,必有勇夫”。历史学家慨叹秦朝末年的那场大雨改写了中国历史,是因为这场大雨浇灭了陈胜、吴广活命的希望,所谓“失期,法皆斩”。在此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之废除死刑,给死刑犯留存希望,同样也给社会增添希望,使死刑犯在押上断头台之前不至于因为绝望走得太远。况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他多一分绝望,社会就多一分绝望。
  何况,中国社会关于佘[祥[林似的死刑错案屡见于报端,让当代人蒙羞。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认为,这只是一个非民主国家才会犯下的错误。这种救赎是关乎制度的,但本质上却是关乎人类的。当人工的真理不再可信,人类的死刑判决书同样有可能远离真相,它并不必然与制度相关。换句话说,替死鬼归根到底是人制造的,而不是制度。毕竟,制度也是人工产品。
  毋庸讳言,当一个社会因为制度原因出现运转失灵时,死刑犯或曰失灵制度的挑战者可能被推上前台,充当替罪羊。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的“替罪羊”一说可谓清澈见底,“寻找替罪羊”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机制,“替罪羊”一直被当作“基本的建设性暴力”在世界各地存在。
  法国有句谚语,有人得了痔疮,有人没得痔疮,但是没得痔疮的人不能因此感谢痔疮肛下留情。然而,奇怪的是,有许多中国人会从替罪羊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乎变态的幸福感。只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仍然热衷于观看凌迟表演,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借助这种杀人的仪式或行为艺术,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某种知足常乐的“比较幸福”。
  显然,对于王[斌[余而言,如果他曾经被社会抛弃,那么社会就是有罪的。当关于王[斌[余的讨论被禁止,就意味着他或他的同类被再一次被抛弃。对于一件由全社会犯下的罪行,如果由某一个人承担,自然有失公正。法律必须进行独立宣判,但它不能在制度失灵时充当偏心的祭师,让一位失足公民做替罪羊,而让有罪的社会趁机开溜。一个崇尚理性与人道主义的社会,应该站在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面前,自问究竟谁在 “十年磨一刀”?
  早在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这样评价死刑:“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可叹这二百年前的绝响,至今依旧绕梁。

 

Publié dans Chroniques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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ʕ…Ê•… 08/04/2006 03:00

此论证不是很成功的,所以被一些网友批评。
作者应该从建议国家做为最大的群体应表现出远超过个人所拥有的宽容度来规劝读者,只有国家宽容了才能够最终实现和解和进步。论述一个好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和新闻炒做和招揽读者联系起来,这个论证与欠债还钱是两个概念,作者的新闻职业的背景影响了学术上的发挥。
 

ڃ¡çº¢Êž— 24/10/2005 09:02

思想国的文字有深度,思想国圆桌和访谈的容量还需扩充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