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与用脚投票

熊培云

“引咎辞职”制度引入刚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草案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不少媒体为“引咎辞职从风暴走向制度”喝彩。笔者认为比引入制度更重要的是让引咎辞职走向文化上的自觉与价值上的认同，这才是维护制度的最有效的保障。

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莫里斯·图鲁昂谈到权力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暴君的权力基础即来自于集体的démission。客居法国的比利时作家阿列克斯·居维尔曾经说过，所有帝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死于自身的枯竭，以及维系帝国的各种力量的démission。从中可以看出，démission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在法语里，démission一词的含义很丰富，包括“解职、失职、辞职、放弃”。 Démission一词同样适用于汉语语境里的“引咎辞职”。但就整体而言，这是个很中性的词。媒体报道时一般只会客观地说“某某官员辞职”，而不直接作出其是否有“咎”的道德评判。“引咎辞职”译成英文是“take blame and resign”或“take blame and quit”，但是如果将它们输入Google搜索，你只会找到一些中国媒体的英文版网页。为什么汉语强调在“辞职”前明确加上“引咎”二字？我想这可能与中国官场文化里的一个公开秘密有关：中国官本位思想深厚，如果没有“咎”，辞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无“咎”可查可引，县太爷们便要一官到底，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的辞职现象渐多，但是作为政治文明重要组成的辞职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形成与完善。在西方，官员辞职有许多种形式。比如，去年5月，因丑闻缠身失去民众信任的澳大利亚总督霍林沃思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督。据澳联社报道，霍林沃思之所以决定辞去总督职务，是为了维护这一职位的荣誉和尊严。无论霍林沃思是否说了真心话，至少他迎合了公众，即每个职位都有该有的尊严，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与此不同的是，有的辞职是维护辞职者自己的尊严。这种例子很多，比如1991年，时任国防部长的法国公民运动党领袖让·皮埃尔·谢维尼蒙因不满法国政府卷进海湾战争而向密特朗总统辞职。第二次海湾战争时，英国前外交大臣、工党的议会领袖罗宾·库克宣布退出在布莱尔的内阁，以抗议布莱尔的强硬立场，使布莱尔内阁陷入危机。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官员在“无咎状态”下辞职，实质上是以“用脚投票”的自觉为“用手投票”纠错。

辞职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必要的信息透明与回馈。前年夏天，法国有一万多人热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惩罚勤劳的三十五小时工作制，倾国倾城的度假，老人独自生活以及和经济学家一样再次嘴巴失灵的天气预报，等等。为了缓解右派政府面临的信用危机，卫生署长吕西安·阿贝纳伊姆被迫辞职。纵观全局，这位医学教授多少有点像是“替罪羊”。令人尊敬的是，他并没有因为丢了职位一走了之。一个月后，阿贝纳伊姆夹着一本名为《酷暑：公共卫生问题》的新书出现在电视里。该书对2003年的热死人事件作了通盘而细致的思考。一方面，阿贝纳伊姆希望法国政府和社会能汲取教训，成立一个单独管理环境与医疗保障的政府部门；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是否在整个事件中“失职”进行自我辩护、责备卫生部长操纵舆论。在法国，黑箱政治可能制造谎言与流弊，庆幸的是离职官员可以通过公开地的理性方式陈述自己的观点。这种紧靠现场的言论既给那些重大事件中的“替罪羊官员”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也让民众看到更多的真相，增加改良社会的信息之源。

相对于其他刑事、行政、政治等制度性问责而言，引咎辞职既是道德的，更是一项立足长远的文化建设。任何夸大引咎辞职作用都是危险的，它走到极端便是以道德和政治敷衍法律；同时也不要认为“辞职文化”简单到进入条例便可一蹴而就。当有人置疑引咎辞职的官员如何异地为官时，我更想看到的是哪些官员有勇气放下官本位思想辞职、有能力为自己的失职辩解或揭露更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为“辞职文化”出力，将他们“丢官”化作推动政治文明演进的具有建设性的细节。                            《南方都市报》评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