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人道主义——兼论别把国家装在一个篮子里La globalisation humanitaire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熊培云

  


    站在二战后的德国与启蒙运动的废墟上,哲学家特奥多·阿多诺曾经感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今天,印度洋海啸之后,外交同样是野蛮的。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人类再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卑微与渺小,试着放下傲慢与分歧,团结友爱,倾国相助,从此翻开人性光辉的一页——“全球化人道主义”。面对世界各地的“捐款竞争”,法国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伯纳德·库希内先生日前在接受《解放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异常,没有比这种竞争更健康的了。几日前,在美国受到批评终于大幅提高自己的捐助款之后,法国政府决定向亚洲灾区派出“贞德”号直升机航空母舰和“乔治·雷古斯”号护卫舰,带着医生和救护队驰援亚洲。紧随其后,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参与到救援中来。那些曾经为发明炮舰彻夜不安的逝者此时或许已喜极而泣。科学当以谋求人类幸福为惟一宗旨,印度洋的惊涛骇浪让科学主义这头猛兽踏上一条价值回归的人性之路。即使此刻无比短暂,容易为健忘的人类所忘却,但已值得高歌。

从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到协和广场,在巴黎尚未褪尽绿意的街树上,近日飘起了黑丝带。东南亚海啸发生之后,和世界各地一样,法国媒体对灾难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分散于全法各地包括无国界医生、国际医生、人民救助会、红十字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反饥饿行动等闻名世界的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立刻运转起来。几家大的非政府组织与手机运营商也及时推出“一条短信为亚洲”的捐款通道。短短一周内,全法非政府组织的募捐总额达到三千五百万欧元,超过了政府捐款的一半。虽然法国政府一度作为领头羊,在欧盟成员国里捐了最多(六千万欧元),但是希拉克总统像前年的热死人事件一样,再一次姗姍来迟,迟到的动员演讲引起法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因为海啸发生时,希拉克正在摩洛哥续假。此前为了到机场迎接被释放的两位法国记者人质,希拉克曾经返回巴黎一次。总统顾问的托辞是,“事态如此严重,总统正忙于行动而不是交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政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即使没有爱丽舍宫的讲话,民间与非政府机构的募捐运动都不会失色。

路透社的评论说,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援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友爱之手搭起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空中桥梁。毫无疑问,法国这场波澜壮阔的募捐,是自雨果以来世界人道主义精神的又一次开花结果。所以,当巴黎的电视嘉宾感叹这次募捐史无前例时,笔者并不为此感到惊讶。两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法国,每年有一半以上的人参加慈善活动。他们或者捐善款,或者给慈善组织做义工。这些当然还不包括为科研机构搞的捐献,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的行善。巴黎让人文学子找到归乡之情,同时也作为流浪者的家园为世人称道。一个形容邋遢的行者,牵一头狗,或几只猫,便可以在地铁里组成了一个自己的家。过往的行人只会向他投下几枚硬币,而决没有鄙夷的目光。在这里,要饭其实是件文明的差事,乞丐既不会抱着你的脚,也不会有人躲在远处的墙脚给儿童拉绳子。流行于大街上的人道主义与无数人道主义组织薪火相传的互助精神,不仅超越了政府的一切道德说教、影响政府的行为,同样救济了政府的某些不作为与无能为力。最重要的是,社团的相对自治使各种救助进行得井井有条,人道主义文化传统与公民的日常习得使这些组织的募捐不致于成为无源之水。如果说政府像骨骼一样撑起一个国家,各类组织便像血管,而文化则是流淌其中的血液。去年西班牙马德里大爆炸发生时,法国的电信部门立刻开通了免费通话服务。这些人道主义的点滴事件向世人讲述了一项价值指引:即使商家要追求利润,也不能指望一两次“电话打爆了”大发横财。所以,在看到某些国家的国民为自己的冷漠在传统或政治专制主义中寻找良心替罪羊时,巴黎人说,今日的文化,就是明日的传统。你自己可以决定你的传统。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里说,如果美国没有那么多公益性的维权组织和各种慈善机构,那么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早被利益和资本的疯狂追逐击垮了。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今日世界,这些组织起着同样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救济。一方面,国家与政治力量不可能包办一切,另一方面,当政治力量失灵时,社会力量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如果说国家是泰坦尼克号一样庞大无比的客轮,各种社会力量就是船上备用的救生艇,当沉船的危机来临时,可以尽最大可能的挽救生命,重建生活,使一个时代不至于同船覆没。

十九世纪时,圣·西门在看透了革命的残酷之后指出,一个社会的成功转型,有赖于各种社会网络的建立,即“通过各种网络使专制社会安全地转型到工业社会”。幸福自由的生活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轮替一蹴而就。社会化网络的建设至关重要,在危机出现时它们可以实现两种担当:一方面它可以分解风险本身,即为国民分忧解难;另一方面,因为这种网络的无所不在,能够使国家的各个部分继续紧密联系在一起。客观而言,它是一种依赖于文化与生活的团结。比如说社团、银行、医疗、股市、司法、慈善等机构,它们的相对独立,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政治危机来临或政府失灵时不至于出现分崩离析,像古罗马帝国一样一夜之间轰然倒地。所以,笔者相信,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不是全能政治谦恭地弯下腰来,体恤贫苦大众疾苦,像亨利四世一样真诚地希望每家厨房的炉子里每周煨上一只鸡,而是在一元政治之外,其他社会纽带是否正在建立或已经建立。关于这个观点,爱德蒙·柏克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曾有表述,“为了壮大自己,君主们削弱了其他的一切力量。为了一统江山,同时也割断了其他所有纽带。当惟一的纽带被(革命的)人民割断时,整个国家立刻土崩瓦解。没有一个单元能够支撑君主、贵族以及教会。”。所以当年纳粹一上台便忙着杀共产党人、杀犹太人、杀天主教徒。其中包括两桩与火有关的恶行。一是为取缔德国共产党上演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一是煽动万名学生在洪堡大学前举行焚烧书籍的“篝火晚会”。历史上的这些纵情的放火,其目的都是为了割断其他的社会纽带。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凡放火者无不引火烧身。遥想周幽王当年,只为搏红颜一笑,搞了一次烽火戏诸侯的行为艺术,因此烧掉了自己与诸候之间的信任,及至狼来之时无人相救,最后为犬戎所杀,当说是报应。

如果说国家是筐鸡蛋,极权主义的危险在于将它们装在一个篮子里。当篮子被人或牲口打翻了,或是提篮子的人自己酒喝多了,整篮子的鸡蛋就会遭殃。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它既可以用来解析专制,同样适用于认识霸权,以及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危险倾向——文化一体化代替文化多样性。如果我们将世界文化捆绑在美国文化的战车之上,也是对世界文化这筐鸡蛋不负责任。 

回到这次“导致地球自转轴线的位置发生偏移”的海难,欧洲媒体近日说得最多的是“人道主义全球化”、“良心全球化”。这些舆论同时也进行了客观的自我反省,若不是欧洲国家死了那么多人,媒体大概不会如此兴师动众,人道主义主义援助自然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在这次人类大劫难中,欧洲国家同样损失惨重。许多准备到热带过新年欧洲游客被这个没有海啸预警机制的地区的海水卷得无影无踪。在已知的失踪档案中,瑞典近4000人,这相当于其万分之四的人口,挪威500人,法国150人,德国也有1000人。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哀悼日和下半旗的方式以志哀挽。在珍视生命高于一切的欧洲,这种打击无疑是痛彻骨髓的。 

英人约翰·多恩诗云,没有人是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水卷走,欧洲就少了一点;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在人类之中。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活动无远弗界,将命运联系得更加紧密。几年前席卷中国导致全球恐慌的萨斯流行病与现在印度洋上的灾难,无不印证了这一点。相信经过这次海葬的洗礼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会因此走向成年:所有人道行为,不仅是出于一种类似于为他人维权的道义上的援助,同时也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必须。这种精神嬗变源于一个新的共识,那种各国自扫门前雪的外交以及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穷、落后与战乱视而不见的治国方略,同样有着将自己国家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危险。 

二十一世纪,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风卷残云之际,全球化人道主义也将从此深入人心。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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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faan 12/02/2005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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