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时代的人质政治La politique kidnappée à l'époque des mass-media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熊培云
 

圣诞节前,法国记者人质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世界各地的人质事件并没有一点缓和的迹象。因此,对 “人质政治”的发生及其特点的解读十分必要。

政治是一个伟大的词汇。然而,流传至今,它时时要面对“卿本佳人,奈何为贼?”的追问。政治本应为人服务,当它本末倒置,使人服膺于政治,人便成为政治的质押品。早在中国古代,两国结盟时,由于口头合同没有多少效力,于是便有了“跨国婚姻”。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见《左传》)国家命运和皇家骨肉命运联在一起。更直接的办法是将皇子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当人质,作为政治盟约或许诺的保障。秦始皇名义上的父亲子楚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远赴赵国做了政治人质。当年,秦昭王听取了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预灭韩魏,于是和较远的赵国联合,并以互换人质以示信用。以婚姻或互换人质的方式表达“真诚”,归根结蒂是人对人的不信任。当人命成为某种制度的保障,人命便可能一钱不值。及至始皇帝夺得天下,以天下黎民为人质,同样是出于不信任。从某种意义说,不信任和对不被信任所产生的恐惧是暴政产生的心理根源。帝王之间或帝王实施于百姓之间的人质政治具有某种合约性质,这是一种要求“不违反”的秩序维持。与此不同的是,今日绑匪们的人质政治则以打家劫舍的面目出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秩序,带有明显的造反特征。简单说,古代官方的人质政治是为了维持秩序,现今绑匪的人质政治是为了破坏或重建秩序。共同点是两者都是重视人的价格而非生命价值的人贩子“人本主义”——即,人是本钱,是可以交换的商品。

世上最不文明的政治莫过于人质政治。人质政治的效力建立在生命无价的基础之上。在视人命为草芥的专制年代,绑匪们的人质政治并不十分奏效。对于君主而言,既然天下都是他的人质,谁劫持不是劫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对于以夺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或为虚无理想献身者,这种人质政治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绑了刘邦的老爷子,要挟刘邦打算煮了他,没想到刘邦耍流氓,不但不吃项羽那一套,还要求与霸王一起喝汤,连柴火费都省了。从这一点来看,今日闹得沸沸扬扬的人质事件,倒也间接说明了世界文明有了大进步。绑架几个外国公民,能在他们的国家掀起惊天骇浪,甚至影响一些国家的政治走向,客观上说明了那些国家的公民命都不贱。

这是一个时势与媒体共造英雄的时代。大众传媒在给人带来精神解放的同时,也像春药一样给那些渴望史上留名者注入活力。几年前希拉克在凯旋门下阅兵时险些被枪杀。那个红光满面的凶手,其动机朴素得几乎让人感动——“我只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在他看来,人若不忙着出名,历史学家都将失业。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对杀人事件的不可避免的关注给绑匪们无与伦比的快感与成就感。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大时代里,没有比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去杀人更伟大的了。为了天空中的所谓正义,他们乐于将大地扫荡一空。平常百姓因此成了他们伟大事业的牺牲品与替罪羊。

政治,归根到底是传播的艺术。今日绑匪的人质政治,得益于传播时代的到来。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兹研究“长期天气预报”,准备用计算机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然而,每次计算都表明,初始条件的极微小差异,都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洛伦兹于是打了一个比方:一只小蝴蝶在亚马逊河上空扇动翅膀,一个月后的美国得克萨斯州会发生一场风暴。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在这个效应的启示下,许多研究大众传媒的学者指出,随着电视传播与网络传媒的普及,每个人改变社会的潜能都将增加千百倍。然而,就在学者们感慨于网络科技日新月异、欢呼每个人都是“一个人的多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改变生活、改良社会时,人们同样发现,活跃于世界各地的绑匪正是“蝴蝶效应”理论的忠实信徒。每做一票,只要有条件,绑匪们都会无一例外地给人质录相,然后把它们放到互联网上或寄给有影响力的电视台,上演绑匪秀。最残忍的莫过于几位头戴面罩、手举冲锋枪的绑匪,在发表完一篇瓮声瓮气的政治声明之后,进行割头表演。刽子手将人性暴虐与政治对抗性推向极致的同时,也将大众传媒推到前所未有的亢奋与高潮。血腥的截图与割头短片立刻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文化快餐。以“庶民的胜利”标榜的互联网成了各路绑匪的致命武器、最廉价而有效的宣传战车。吊诡的是,绑匪们的事业总能天衣无缝地和嗜血的传媒里应外合,将一起起恶心至极的绑架案在几小时内脱胎换骨,使之成为全世界都津津乐道的政治事件或萨缪尔·亨廷顿嘴里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蝴蝶效应”因此兵分两路,当一部分人小心翼翼地谈论天鹅绒革命之时,绑匪们已经手握小刀,像是吸血的蝴蝶一样,试图改变世界政治。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对“冲锋枪+录相带”式组合的统治之术从来都是无师自通。只要带上这两件乌黑发亮的魔具,所有黑暗的勾当都会变得正大光明。当绑匪以救世军与圣战者的姿态出现在电视屏幕之上,无知的叛逆者举起两个手指表达他们的胜利之时,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在杀一个人。如鲁迅所说,跳蚤吮血,虽然可恶,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吸血,却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在绑匪们看来,蚊子大概是自然界最高明的政治家,只要有演讲,即使是杀人,也是文明的杀人。绑匪政治家们的演讲和学者们预言未来的滔滔不绝使所有的罪恶都找到理论源头。所以,当马尔布吕诺从“拉登的星球”上死里逃生时,感慨未来十年两河流域的真正挑战,是“那些人在鼓吹的文化冲突”。都说自己受到了攻击,都要以暴易暴。活跃于伊拉克的绑匪与统率“解放军”的布什总统思路何其相似。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认清除了肉体绑架之外的精神绑架。回顾历史,纳粹二号人物戈林其罪当诛,但是他对世界并非全无功劳。戈林说了两句千古流芳的话。二战前有一句,现在大家都把它当笑话:“谁虐待动物,就是伤害德意志人民的感情”;二战后接受审判时的另一句则几乎接近真理:“显然,老百姓并不想打仗,但是决定政治的总还是那些头头脑脑……控制人是很容易的。想得到拥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民众他们受到了攻击,让和平主义者显得没有爱国心,让国家暴露在危险之中。这个策略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发生在精神领域的人质政治就像库斯图里卡导演的影片《地下》中的革命人质,军火贩子马可只要挑几个日子在楼上拉响警报,黑仔们便相信贝尔格莱德正受到纳粹的攻击,心甘情愿地龟缩在地下室里,一边同仇敌忾,咒骂“狗日的纳粹”,一边加紧生产复仇的枪枝弹药,为这个诈骗犯与绑架者当包身工、贡献生命与利润。

在网络传媒的聚光灯下,绑匪成为“一群人的多数。”值得庆幸的是,从反战到反绑架,世界还有另外一极。这是“多数人的多数”“一群人的多数”对垒,是生活之网与政治之线的搏杀,是多元化背景下的团结对绑架者的围追堵截。历史证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都不能绑架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拥有“多数人的多数”。人类的幸福与安宁,将诞生于所有去除“人质政治”的努力之中。《南风窗》

 

Publié dans La Com 思想国传播

Commenter ce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