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膝下有黄金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新京报》专栏

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日前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一时舆论哗然。(《潇湘晨报》报道)

有论者认为,“下跪求职”表明昔日的“天之骄子”今已部分沦入社会底层,而导致硕士生下跪的原因是“霍布斯选择效应”,言下之意,他们在找工作方面已经“别无选择”。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日前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也表明,城乡居民将“就业失业”仅次于“看病难、看病贵”列为第二大问题。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让悲情遮掩希望,得出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毕竟,没有哪个用人单位逼迫研究生在求职时下跪。进一步说,面对激烈社会竞争时,尽管“天之骄子”失去往日的光环,仍不足失去他的尊严。只要承认自己是公民,即使输掉一切,仍有机会从头再来。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有些中国人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应该说,研究生下跪同样是源于这样一种“高度浪费”。不久前,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尽管几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从社会心理来说,作为“文化”或“风俗”留存的“下跪”仍是许多人得心应手的行事方式,甚至也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应急机制”。在许多人心里,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从近两年来的网络文化与新闻生活中找到证据。比如某些网民夸张地“跪求”某某注册码或软件;西安曾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名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就在不久前,河南某报记者因为受访者下跪因此“陪跪”采访了10分钟。

不可否认,下跪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同样具有某种“进攻性”。众所周知,“求职”并非“乞求”一个职业,而是“寻找”一个职业。“乞求”是自我矮化、等待施舍,而“寻找”却是订立契约的过程。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决定录用或不录用谁,正是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社会分工,而非出于对社会布施恩情,或受迫于某人“膝盖下的重压”。

上世纪初,面临救亡图存,南开先校长、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曾说“有我(自我)在,中国不亡”。应该说,今日中国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与“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显然,以上发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下跪”事件,无论是对于执法者还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都无益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成长。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相信中国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之间的充分博弈,就不得不承认——若要社会受到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尊重,社会就必须挺直腰杆做个好儿男,就必须体悟什么是“社会膝下有黄金”。在我看来,所谓“社会膝下有黄金”,本质上就是“公民膝下有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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