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公民最好的铠甲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新京报》专栏

医院全体医生护士为安全戴钢盔上班

满院尽带“黄金甲”。因为与一死亡患者的家属发生纠纷,位于深圳平湖的山厦医院出了个怪现象——连续数日,该院全体医生护士都戴着钢盔上班。不仅值班医生在诊室内戴着钢盔给病人诊断,连护士也不戴护士帽而用钢盔代替。医院其他工作人员,包括杂工和财务人员也戴上了钢盔。(据《广州日报》报道)

据称,在这起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对方不仅拒绝医院提出的先鉴定再按正当途径索赔的建议,还多次组织多人到医院拉横幅、烧纸,谩骂医生护士,其间不乏肢体冲突。

近年来,有关医患关系紧张的报导时常见诸报端,甚至偶有医生被杀害的不幸事件发生,然而,导致医院方采取如此极端保卫措施却是第一次。如果只是因为上述这些冲突,院方竟然动用了如此多的头盔,过分夸大自己所遇到的危险,着实有说服政府或愚弄公众之嫌。言下之意,“我们这里暴动了。”

“医闹”的出现,无疑是医患关系紧张与患者救济路径匮乏的产物。有资料表明,一些非法的要债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与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后,以帮忙出面摆平事件为借口,在与患者或患者家属达成分成比例后,以患者家属身份出面,参与纠纷的调解。当然,在具体过程中,一些极端化举动或无视民权的行为也使“调解”走向反面,以至于出现的“纠纷扩大化”的局面。

今日中国的转型同样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医闹”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社会力量的成长。尽管我们认同充分博弈会使社会进入一种最优的状态,但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对“弱者”的维权,还是对“强者”利益的维护,都应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法律若不能坚守博弈的底线,任何社会力量也都可能会被异化。

从这方面说,患者家属要想讨回的“说法”或者“公道”,最理想的途径是通过法律来兑现,而不是通过“人多势众”来实现。当公民的权利必须通过“人多势众”来实现,它同样意味着法律被漠视,而这种漠视将使每个人都置于弱势的地位与不确定的前途。

让“天使”穿上盔甲,虽是权宜之计,却也局部见证了我们的社会在应对“日常冲突”时的捉襟见肘。这既可能源于观念上的误区,也可能始于公共政策的某种失灵。无疑,当我们放弃或荒废于在制度上寻找保护,病人不去法院申诉而去医院闹事,医院转而搞行为艺术一般奔向了头盔,并且“连续数日”以戴钢盔自卫,更意味着这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救济,也是对公众的一种不负责任。虽然头盔与制度都是我们为自己创造的用于自我保护的器物,但是,“弃制度而择头盔”是一种短视的抉择。制度可以主动规范人的行为,其指向是所有公民,而头盔却是一种被动的防护,它只保护少数人,而且将他们与大众隔离,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是对暴力行为的某种勾引或唆使。

在网上读到一些年轻貌美的护士头顶钢盔的图片,不禁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写在《小王子》里的那段无限凄美的爱情——为了让心爱的玫瑰花不被绵羊吃掉,小王子决定“给花画一幅铠甲,给绵羊画一幅嘴套”。

当然,这只是童话。在现实生活中,玫瑰花仍是要在自由的空气中成长,就像生活在共和国的每位公民,他们既包括患者,也包括医务人员。理想状态是,患者进医院时不必在内心全副武装、担心受到“大处方”的盘剥或遭遇手术刀下的草菅人命,同时,医生也不必担心遭受患者的“医闹”。虽然偶有冲突与摩擦,每个人仍可以通过制度寻求救济,可以穿着便装生活——因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无所不在的法律的威仪便是保卫公民的盔甲。

法治是公民最好的铠甲。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成长,就在于不断地通过法治建设,使玫瑰可以卸下钢盔,可以告别那种备战状态。显然,那种依靠公民个体或少数群体进行单打独斗的自我保卫都不是社会自救与自卫的最佳方式。退一步说,即使为节约成本起见,我们也需要国家与社会进行整体性的改造与建设。

(略有删节)

Publié dans Chroniques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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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in :0016: 29/12/2006 22:06

il faut comprendre quelques cho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