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童谣也是一种公共表达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新京报》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听扑通跳水声。一个猛子扎下去,捞起一看是汪伦。”“考试复考试,考试何其多。我生待考试,万事成蹉跎。”面对孩子们自编的童谣,有些人坐不住了,心想,“孩子们咋吟唱这种童谣呢?”(据《新安晚报》报道)

据称,在一些校园里,一些传统童谣已被这些“脱口秀”童谣所替代。诸如,“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打了敌敌畏,蚊子死多少”、“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卤肉店,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等顺口溜已广为流行。

有人认为,“另类童谣”的出现,表明了现在学生的文化生活缺乏“正确的引导”。这似乎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考试高”的教育评价体制,引起学生的“日常的反抗”;二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文化力量、观念破土而出,在解构主义的熏染下,学生对自己烂熟于胸的诗词经典进行解构与戏说,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得近水楼台之便。

对于这一现象,有部分教育人士或家长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我看来,这种貌似叛逆的“嘴上涂鸦”其实未必是坏事。虽然这些“童谣”或“顺口溜”被冠以“另类”的字眼,但这也是孩子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的一种真实表达。无论是对李白送汪伦场面的戏剧性演绎,还是对自己绵延无期的考试生涯的某种宣泄,不可否认,这都是孩子们在陈述自己对生活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哀乐喜怒。

所以,当忧心忡忡的大人试图从这些“趣味”与“批判”中找到对传统价值的某种“颠覆”性的内涵时,我却看到这种演绎与解构之所见证,恰恰是当下中国儿童的某种活力与创造力。在此过程中,这些孩子不仅没有使往日“经典”有所减损,反而因为自己的创造为大众文化提供了历史增量。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了自己对生活的部分解释权。

著名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曾经慨叹“童年的消逝”。在他看来,如果说1620世纪的书籍文化所导致的“知识垄断”隔离了孩子与成人,那么,今天无孔不入、一览无余的电视文化则因为向孩子们展示了成人世界的所有秘密而导致了童年不复存在——“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波兹曼诠释了信息的无节制传播致使儿童“成人化”,最终导致了儿童“失乐园”。然而,他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人类从来没有制造出一个真正属于孩子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乐园”原本子虚乌有。童年不过是成人想象出来的供自己休息的所在,不过是一段唯有回首往事方可见到的似水流年。古往今来,成人几乎垄断了人类关于生活的所有解释,以至于“少儿不宜”不仅关涉肉体上的“情色”,同样囊括了精神上的“公共表达”。

进一步说,每个孩子都别无选择地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成人习惯于将自己的表达称为批评或者建议,对于孩子们的“胡言乱语”则命名为“童谣”甚至“另类童谣”。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些发乎孩子心灵而非背诵得来的“谣言谣语”,同样具有公共意义,理应成为中国公共话语空间建设的重要组成。

从这方面说,对于“另类童谣”的出现,社会固然需要为孩子的生存状况而感到担忧,大人们须由此反思,自己究竟给了孩子一个怎样的童年。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妨坦然待之,如果我们相信孩子,相信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情感与生活,就应该尊重他们的这种表达——即使偶有荒诞不经——或许那才是我们行走于旷野时所能听到的最真切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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