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1211日,中国结束了加入世贸的五年“过渡期”。世贸总干事拉米给五年来中国打的成绩是“A+”。尽管入世同样带来了或这或那的问题,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充分世界化,不但没有形成“引狼入室”或“以身饲狼”的乱局,反而正在一点一滴地收获历史之报偿。

盘点入世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官方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在物价基本维持稳定的前提下,中国人均GDP1038美元增长到1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1年底的3209万人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人。然而,对于中国这个转型国家来说,入世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层面,其对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造同样意义深远。

如果我们把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解放”称为中国自1949年“国家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运动,那么至今为止,这场“社会解放”同样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则是中国努力谋求及加入世贸后促成的“开放改革”。前者是通过国家之力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国际之力自外而内推动的。此一上一下,一外一内,成为见证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解放”的一个坐标系。

进一步说,在入世之前,中国所进行的变革主要是“改革→开放”,而入世之后,则是“开放→改革”。前者是“以改革促开放”,后者“以开放促改革”。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开放是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开放也为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如上所述,“以开放促改革”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加入世贸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中国赢得了更好的国际环境。与此同时,更应看到的是,这种“以开放促改革”更体现在政治层面。众所周知,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同样经受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法律体系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更是一种建设性的压力,是一种为了美好前景以求自新的压力。在这个“从适应到认同”的过程中,来自世界的外在压力将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力。

早在一百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曾经如此对比东西文明:“西方国家都面临未来的黎明,而中国却时时处处面对着遥远过去的黑夜。”在我看来,面向“遥远过去的黑夜”,既是在知识上也是在心灵上对自己进行双重自闭。如有些西方人所说,不借助外力,中国完成改革“一千年都太短”,明恩溥同样认为,“若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因为“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在此意义上,中国充分世界化、积极全球化,既是向世界开放,更意味着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意味着世界将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大陆”。

一个国家的开放,正如一个人的呼吸与饮食,人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得力量。系统论的一个常识就在于,任何一个生命系统之所以得到维持,就在于它有无数开放的途径与外部世界相连,藉此完成能量输送与新陈代谢。正因为此,“与世界接轨”成为中国推动中国转型的一个重要力量。

至于有人批评某些部门“以开放为名,谋垄断之实”,比如说中国油价搞双重标准的“与世界接轨”,国有垄断企业纷纷改制并到境外上市强化了相关行业的垄断等等,显然,凡此种种皆是垄断出了问题,而不是开放出了问题——就像我们检讨中国农村问题时发现农村问题的根子在于有人垄断了城市不让农民进来,而不在于农民挑着被褥走四方寻找出路。所以我说,如果有人非要说这是开放的问题,那也是中国当下的权力开放得还不够,垄断部门的利益开放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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