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盖上的中国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非下跪不足以维权,非下跪不足以抒情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不久前,厦门大学给学生开高尔夫课引来一些媒体的质疑。在人们热议什么是“精英教育”时,实际上也抛出了另外一些话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贵族?中国是否需要有贵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多少年后中国才可能有贵族?等等。

当然,我们在这里讲“贵族”并非为了追求那种一掷千金、高高在上的优雅生活。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那点钱财,着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旧时宫廷华贵的马桶,今天也不过是平常人家的器具。从这方面说,贵族是种独立的情怀,是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

然而,正当许多中国人纷纷买车,渴望像上世纪初的美国变成一个“轮子上的国家”时,我们平常之所见,仍是一个“膝盖上的国家”的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与培养高贵情怀背道而驰的是,今日中国人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跪族文化”的熏陶。

电视机里,大导演们早已为大臣与草民们设有“专跪”,须臾不忘推销帝王时代的美好生活;网络之上,“跪求”一词也早已像瘟疫一样传遍了每个角落。此外,有关下跪的消息,虽说是“新闻”,但对许多人来说,却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

比如说,西安10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桂林一老汉当街跪求一男子还他刚从三轮车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时,有执法者同样使用“下跪疗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辆违章车,司机70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绎到极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令人称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关权利、法律和商业之事,如何竟要通过下跪来解决?莫非这就是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种种“下跪新闻”似乎在向我们道明中国社会生活里的另一种真相——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维权,另一方面,非下跪不足以抒情。与此同时,这种下跪式维权与抒情又吊诡地成为驱逐理性与情感的一种仪式。

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中国士兵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在《中国人的素质》谈到中国人的糊涂生活:当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仆人被问及自己的身高时,他们都没有计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讽中国人,“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考虑到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描摹也并非无中生有。

当然,下跪并不必然意味着精神上的矮化。1970127日,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面下跪,却是人类忏悔精神的崛起。相比之下,上述中国人保持一种“乙”字型的人生态度,并非是出于忏悔与感恩,而是为了完成自己对权利的“抒情”。然而,如果膝盖这天然之物可以维权,法律这人造之物究竟何为?

不可否认的是,在众目睽睽下的下跪同样因为其潜在的“道德胁迫”而具有某种进攻性。比如在中国某些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便有这样一些“以下跪为业”的强讨恶要者,他们逢人便跪,跪而不起,以贬损自己的人格来要挟他人行善,这种道德逼迫只会使这个社会进一步失去同情心。和中国的大导演一样,他们也因为推销“下跪连续剧”成为中国下跪文化的有力普及者。

问题在于:若是一个高贵的弱者,他是否必须通过下跪的方式来寻求他者的帮助?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否需要等到有人下跪后才会慷慨给予?而当人们试图通过下跪寻求社会帮助,并以日复一日的下跪滋养中国的“跪族文化”时,是否同时意味着下跪正在伤害社会本身,使社会远离高贵与正义,并让下跪成为一种风俗?

Publié dans Chroniques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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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xiang 12/11/2006 11:44

下跪确是一种精神的丧失。实际上思想的“乙”型更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