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三重门
熊培云/思想国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留下了一句不朽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人生，“幸福的人生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 当然，这里所谓“各有各的不幸”，同样应该包括人们对“不幸”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感知。我以为，人类的真正不幸更在于习惯于夸大自己某一角色（或关系）的不幸，并且任其蔓延，直至否定整个人生。事实上，许多“不幸”体验都是一个人在其身处逆境时一步步追加给自己的惩罚。 举例说，一个人因为失恋而自杀，因恋爱关系放弃其他所有关系，无异于为了完成一种“角色扮演”而对其他“角色扮演”追加迫害。换句话说，由“一维不幸”转至“整体绝望”，是个体对自己不幸人生的“落井下石”。 在一个讲座上，我曾经指出一个人的“最大的不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时代条件），生于错误的地点（地理条件），并与一群错误的人同行（人的条件），而且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然而，尽管如此，考虑到人的社会性与复杂性，我们不能用笼统的“人”的概念来概括这种“不幸”，而应该厘清一个人遭遇不幸时的“角色”。比如，一个学生最大的不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代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并且跟上了一个错误的老师。但是，“学生”这一角色并不足以概括这个人人生的全部，即学生的最大不幸，并不等于其人生的最大不幸。同样的道理，一个生于错误时代的人，也未必是彻底不幸的，因为他有可能接受到“地理”或“人”的条件的救济。 不可否认，一个赖以生息的时代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与人生安排。无论是在一个开放时代或封闭时代，抑或是在一个“虚掩着门”、半开半闭的时代，这些外在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对人类施加影响。由于人们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间，所以一个时代，如狄更斯所慨叹，无论它是多么“伟大”或“糟糕”，我们首先都得全盘接受。当然，希望在于，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人们可以改变“错误的时代”。没有这个前提，人类就没法进步。 相较而言，地理意义上的迁徙给了我们更多的主动性。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生在同一个村庄、城市或国家的人，有的人会被一个坏时代被饿死或迫害至死，有的人可能因为及时出走终于做出世人惊叹的成就。由于文明进程不同，路径依赖不同，“历史会给迟到者以惩罚”，这也决定了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着不同的“时代刻度”，出现所谓“前现代”、“现代”或“后现代”等“历史时差”。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乡下人会背井离乡、不辞辛苦到大城市里漂荡，而一些封闭国家的人会想方设法跑到开放社会闯世界的动力所在。归根到底，他们试图通过跨越地理的疆界以寻找属于自己的时代，并改变命运。当故土成为“牢笼”，逃离故土因此被视为一种“重生”，正是在此意义上，一个封闭社会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不仅是在地理上剥夺了人的迁徙自由，更在时间上剥夺了民众跨越时代、“择时而居”的权利。 当然，我们依旧心存信念，即使是那些生于错误时代与错误地点者，仍不至于可以逢人夸口自己经受了天底下“最大的不幸”，因为我们仍有“人的条件”可以利用。如《基督山伯爵》里被囚禁在伊夫堡监狱里的邓蒂斯所揭示，在这鸟都飞不出去的小岛上，年轻的水手结识了法利亚长老，并因此获得了助他日后改天换地的两样东西——知识和财富。不难想象，倘使邓蒂斯只想着与狱警交朋友、苟且偷生，他绝不可能有朝一日“借尸还魂”，逃出四面环水的伊夫堡。 进一步说，逆境中的人类应该充分拓展自我选择的权利。一个生活于不幸时代的人，可以顺势而为，积极地走到时代前沿；一个生活在不幸地方的人，可以远走异国他乡获得新时代的眷顾；同样，困顿于错误时代与错误地点者亦不必理由灰心丧气。通过和时代同路人的交往，他们可以获得力量与慰藉，担负自己或一个时代的命运。 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人生仍然存在各种选择的可能，使那些试图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可以永不言弃。时代的可塑性及空间与时代同路人的可选择性因此变成了我们追逐幸福的三重门。你若是目光明亮，就不难发现，当一扇门关上，总还有其他的向善而自救的门向你敞开，给予希望，邀你前行。
《周末画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