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何以剖腹维权？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在不久前的一个讲座中，我用“皇上统治靠天，草民维权靠跪（鬼）”来概括旧中国的日常政治伦理与“神鬼”传统。

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皇上统治靠天”并不难。在我看来，各朝皇帝老儿搞的政治都是“中介政治”，比如他们虚拟出一个上天，然后吹嘘自己是上天之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而，“天”是怎么想的百姓并不知情，解释权全在作为“天意中介”的皇帝老儿那里。同样，诸如水泊梁山的“替天行道”，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搞的口吐白沫、胡言乱语，种种通灵术的背后，都是这种“中介政治”的延伸。基督教会当年横行欧陆的统治同样是一种“中介政治”，教会负责解释上帝的意图，怎么解释都是为所欲为。

政治家们总是想方设法找一些开放而模糊的概念，诸如“上帝”、“主义”等等，并且依靠自己的权威垄断所有的诠释，以此达到统治无误的目的。从这方面说，西方从神权走向人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公民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公权力，有着怎样的私权利，知道自己究竟在想什么，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而不必揣测“上帝”有着怎样的胡思乱想，不被“上帝中介”在推广上帝的旨意时“揩油”。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米奇尼克说，“信上帝，但不信教会”，以此抗议有人因为“中介红利”而扭曲这个世界。

至于“草民跪着维权”，相信读者诸君更有深刻印象。众所周知，在旧中国的公堂之下，维权者通常都是要跪着陈情的。“下跪”见证了皇权体系下中国人的“政治原罪”——每个人都被假设有罪，故有“罪臣”文化。当然，跪着维权者偶尔也用通灵术。比如那些入了冤狱被杀头的，在临死前会诅咒真凶或枉法裁判者，声明自己将“变成厉鬼”复仇。如此一来，便有了“有希望时维权靠跪，没希望时维权靠鬼”的两种繁荣。

显然，转型期的维权，“跪求”与“求鬼”都没有销声匿迹，时至今日，“自虐式维权”更在不经意间撞击人们的眼帘。2006年10月16日，无锡男子陆某在讨要被扣的私家车及失踪的数千元现金被拒绝时，在滨湖区交通运政稽查大队的大厅，当着众多工作人员切腹自杀。稽查队称不交13000元罚款绝不给车，而陆某则认为“没有人帮我，我只能以死来证明我的车不是黑车！”令人悲叹的是，在事发现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救助，有的只是“自残而已，没什么”！

显然，此番“剖腹维权”并非“自残”那样简单。透过这幕弱者上演的“残忍戏剧”，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极度心理无助导致了陆某的极端行为反应。一方面，当个体权利受到侵害且无力扭转时，被侵害者索性“入伙”侵权者，对自己的不幸人生“落井下石”，通过抛弃自己一切权利的方式进行“权利对赌”，以此搏取自己的清白与公正；另一方面，对于心理处于极度危机中的弱者来说，自虐似乎也成了寻求慰藉的良方。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在强大社会面前无法左右自己命运时，可能会通过伤害自己来寻求心理补偿，“拿自己的身体做回主”，藉此敷衍自己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

纳税人何以要“剖腹维权”，而不诉诸公共途径，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阶层的分化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中国各地侵权案已经明显增加，而这种以“自虐”为主要特征的维权，更是屡见不鲜。电影《V字仇杀队》里有句名言，“政府应该害怕人民，而不是人民害怕政府”。当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当民众对司法救济失去信心，在面对公权力侵害时，被侵害者难免会表现得有所畏惧，“力不从心”。可叹一些“自虐维权”者，甚至连“心”都已经放弃。

所以，透过这起自剖案，我们更应追问的是公权力如何担起责任，在维权者心中树立信任？事实上，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以“无罪推定”的原则，该剖腹男子并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相关罪错的举证责任理应由公权力履行。同样的道理，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是政府与国家的责任，而不能仅由个体来承担与救赎，使国民担当国家之责，消弭一个国家所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谁也不能否认，当公民受到公权力的侵害而得不到救济时，难免会不胜其任而终于崩溃，而其所伤害的，必定是整个国家的公信与繁荣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