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at est "une boite aux trésors"国家是个珠宝盒一个人不能忠于两个国家吗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熊培云

革命家丹东在临死前说了句大实话,“谁能把祖国放在鞋底上带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因为对祖国与生俱来的乡愁,呼吁中国政府能够重新审视1980年制定的单一国籍法。就在部分学者建言改革时,北京一家媒体近日唱反调,认为双重国籍不可取,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竟是“一个人能忠于两个国家吗?”对这个“要钱不要人”的立场,有华文媒体悲从中来,称该文将侨民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诉求变成了充满敌意的道德审判,“给一腔热忱的海外华人浇了一盆初冬的冷水。”限于篇幅,本文不探讨双重国籍可行性的技术细节,只接这家北京媒体的话茬,谈一个人是否可以忠于两个国家?什么时候可能? 

先说国家的成立。从法理上讲,国家是“政治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如霍布斯所言,人们忍受不了“人对人是狼”的战争,于是纷纷收起利爪,同意让渡部分权利,建立一个可以保卫自己的主权国家。国家权利是人民权利的集合,国家作为主权的载体,必须以维护让渡权利者的权利为主要目标。否则,它就是霸王合同,没有合法性基础。应然,国家以自愿为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实然,它既可能是讨价还价的产物(如美国制宪建国),也可能是出于强买强卖(如红色高棉时的柬埔寨)。米奇尼克面对波兰人的崇高理想被贱价变卖时曾发出感慨,从此“相信上帝,但不相信教会”。从中可以看到,忠诚与不忠诚,不过是“政治人”个体或群体的履约或毁约。王冠落地,火山爆发,参照系不一样,忠诚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国家价值的可塑性,决定了国民忠诚的不可靠性与可变更性。它可能从忠诚向不忠诚变化,也可能从不忠诚向忠诚变化。

再具体到人,忠诚的内涵也是相对的。冀望未来时,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幸的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群众的眼睛多是漆黑的。当年希特勒对德国的“忠诚”无人怀疑,然而今天,没有人否认他是德国历史上举世无双的“败国子”。六十年前,一位叫施陶芬贝格的德国军官组织一群德国军官实施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因为出了差错,希特勒大难不死。之后,这个“叛国者”被处决。当历史翻过这幽暗的一页,人们发现这位军官对德国的忠诚比元首的忠诚有意义。希特勒的忠诚,不但一文不值,还让德国人陪了血本。

回到中国的现实,我看不出国籍与忠诚有什么必然联系。否则,你无法解释那些言必称“忠诚”的公仆如何会提着整箱子现金逃离满天下。与之相反的是,许多华人华侨,励志苦心、十年磨剑,纷纷归国创业。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去国几十年,数学成就全人类受益,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回南开后,这个“外国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把中国建设成21世纪数学大国”的事业上。如果上面这些都是真的,以国籍对号入座说忠奸,就无异于躲在意识形态的黑屋子里喊口号,即使心怀好意,也会黑得一塌糊涂。

或者,我们不那么骄傲,放下“民族英雄”、“国家荣誉”等高不可攀的字眼,就像讨论土耳其与德国争夺双重国籍的足球队员一样置身事外、心平气和。我们将“忠诚”视作在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流通的特殊商品。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的进步受益于承认了人的欲望的合法性,并逐渐尊重人们选择生活的自主性。如果我们正视国家在政治、文化符号之外的市场属性,就不难看出“非此即彼、扫地出门”式的中国单一国籍政策增加了“忠诚”的流通成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忠诚的世俗养成。

 

国家就像一只精巧的珠宝盒,每位公民都是摆放在里面的珠宝。珠宝盒的功能是保护里面的珠宝,既不让它们互相挤压而磕损,也不因风沙雨水而侵蚀。盒子因为保护这些珠宝才被赋予了“珠宝盒”的意义,否则它毫无意义。国家功能一旦本末倒置,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倘使“中国宝盒”盛气凌人,“东方之珠”就会磨灭光芒。因此,如果我们持有“国家以服务国民为天职”这个信念,双重国籍是否可行,就应该从大多数民众的权利诉求与具体操作上来考虑,而不是政治(国家)道德的某种构陷。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共同利益并尊重绝大多数人只有生活得好些再更好些的朴素愿望,那么一个人同时忠诚于两个国家甚至N个国家是完全可能也是可以的。更多的时候,对一个国家的忠诚、对法律的服从会上升为对全人类共有的忠诚。

 

《南方都市报》评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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