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蝴蝶，还是做蚊子？

熊培云
 

平安夜刚过。有记者撰文，称圣诞节已经成为中国的民间节日。中国社会调查所近期发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一定会过圣诞节，而明确表示不会的只有9.2%。部分学者因此忧虑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倡议奋起保卫。在我看来，这个呼吁未免有些唐突。 

首先，因为中国并没有国产的圣诞节，所以要保卫的客体几乎无从谈起。道理同下：没有阳具，推销避孕套就是多此一举。有人翻箱倒柜，找出灶王爷，拿灶台当烟囱，说灶王爷就是中国的圣诞老爷。于是让灶王爷与圣诞老人在天上单挑，以捍卫灶王爷的神权。如此势不两立，将圣诞老人在精神领域的伟大内涵简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贩子。这种简约主义无疑是荒唐的。若以宗教线性来思维，公元纪年早该驱逐出境。公元纪年通行于中国的道理很简单——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看，基督纪年不过是个便于流通的公共产品。而在中国的纪年传统里，找不出一个可以普世的民族品牌。历代帝王甫一登基，纪元自动复位到元年，推倒重来。汉武帝以后，皇上为了开辟政治新篇章，在位时要注册若干吉祥如意的马甲作为年号，不厌其烦地让史官跟在后面做加法。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批评中国历史上少数目字管理，纪元概莫能外。这种纪年的方法着实委琐不堪，皇帝老儿不但占有了天下无双的沃土良田，还把中国宝贵的历史光阴割裂成一段一段的文明碎片。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和中国人过年压岁的文化意涵是不同的。给压岁钱是中国宗族文化里的纵向的血源关怀，而不是横向的普世关怀。圣诞老人的关怀是快乐而慈悲的。他不辞辛劳，要把礼物送给天下所有的孩子，无论他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的肤色与是否健康，而且从不要求他们子继父业、以图回报。所以，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不无感慨地说，圣诞节不是一天或一个季节，而是一种精神气质。

是否拒绝圣诞老人，还有一个“谁在过节”的问题。人权先于神权，国门是所有家门的共同体。对于接受圣诞节的中国公民来说，过圣诞节多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圣诞热”，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开放，精神领域市场化的结果。和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圣诞节完全免费。只要大家觉得它好，可以接受，就等于送货上心了。在传说里，圣诞老人柴门立雪，不过是个给孩子们送礼物的义工。圣诞节这几天，我在巴黎街头，随处可见背着大口袋的“圣诞老人”分列成队，和梯形霓虹灯串一起被悬挂公寓墙壁上，让人怀疑这些登梯子跳窗户的“红衣派送”是消防员。这种辛苦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法院或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能举证这个老头跑到松树底下偷领美元或卢布，就不能动辄以国门或民族大义套牢家门，在公民们的窗子上钉上木板。

显然，中国人不珍视本土节日，和喜欢圣诞老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学者们认为圣诞节会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逻辑混乱。我把中西文化的融合比喻成了一种联姻。圣诞节就像一位新娘。男人娶了新娘，忘了老娘，是男人思想出了问题，其错不在于新娘年轻貌美，也不在于老娘乳房干瘪，韶华尽逝。苛责中国人因为过圣诞节导致传统丢失，这是见到男人不孝顺老娘就找他媳妇吐痰的欺软怕硬、不辨是非。圣诞老人被贱斥，不过是中国人为自己不珍视传统民俗找替罪羊。依我看，世间一切事物，都比人类无辜，圣诞节情同此类。中国端午节被韩国人抢注，谁能说是圣诞老人派的卧底干的？到底是中国人自己不知道珍惜。如果以二元对立式的视角观看世界，世界文化自然会裂成两半。就像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里抨击的，“东方主义”不过是西方学者为了殖民方便在书斋里炮制出来的一个概念。同样尴尬的现实是，“西方主义”在东方也被当作了一个炮制的概念兜售。圣诞老人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应该归属于全人类，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方位。荷兰与芬兰等北欧国家在抢圣诞老人的发明权，其实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诞节文化的成长与其在世界各地的习俗养成，并记住像托马斯·纳什一样给圣诞老人一个鲜红面孔的继承者与改造者。

文化如人，在交合中诞生，在交流中上升。几年前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Mon beau sapin（我的美丽杉树）》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调竟然和我南开母校的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我认为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它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一种象征。举例说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于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1824-1880)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弘一大师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所有的后来者感恩。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保卫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丢失，并不意味着要拒绝外来文化。如果我们志存高远、面向未来，就不能骄傲地论定中华文化已经定型，并且可以依靠传统文本改善一切。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永远在路上、在生长，它不是定型，不是完成，而是不断地形成。这是个惊心动魄又赏心悦目的过程。八百年前，当火药制造术传到阿拉伯并转道欧陆时，当地并没有发生精神领域上的恐慌，也没人上街打“西方主义”的义和拳，以抵制中国的“鞭炮文化”入侵。同样，作为欧洲的中心，今天的巴黎，也是文化包容的典范。在这里，没有人会担心中国的春节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会动摇他们的文化根基；在巴黎草地与地铁里随处可见的非洲鼓，让那些久居巴黎终于离开的人们无比怀念，它们融入并成为巴黎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能包容一切文化。

法国有条谚语是这样说的：蚕蛹如果只会自己照镜子，永远也不会变成蝴蝶。哈兹拉特·伊纳亚特汗也有个绝妙的隐喻，蚊子从来不向周围的环境学东西，还对它们嗡嗡地教育，所以永远不会拥有蝴蝶那样的美丽人生。是做蝴蝶，还是做蚊子，这是个几乎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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