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 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