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熊培云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1995年开始至今, S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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