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重建看“增量历史”

熊培云/南风窗

浙江横店集团近日将筹资200亿元，耗时5年在横店再造圆明园，初步规划占地面积350公顷，与圆明园一般大小。据称，北京的圆明园遗址仍然记录1860年屈辱史，而横店圆明园的任务是重现1860年以前的艺术辉煌。

此举真实与否姑且不谈，然而诸多关于圆明园的争论，却不得不发人深思。

赞成者相信，圆明园虽然承载了中国人记忆深处的隐秘，但是重造一座“万园之园”，让众多仰慕古代高超建筑艺术，也未尝不妥。

反对者认为，当满目疮痍的圆明园在异地被还原为光彩夺目的游乐园之后，这将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悲哀，圆明园是国家文物，不可以随意篡改与颠覆。

甚至有人说，“圆明园作为满清奢华的象征，其价值就在于毁灭”。如此逻辑，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为了将中国人从满清帝制中解放出来，如此一来，中国人岂不是要感谢雨果笔下的这两伙“强盗”？

痛苦变成一种禁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9·11”后，同样深受心灵重创的美国人并不反对重建世贸大楼。美国人不但重新设计了“自由之塔”，而且建立了存放未明身份者遗骸的纪念馆。进一步说，痛定思痛后的美国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痛苦定格在毁灭之上，而是选择了继续创造——只有百折不挠的创造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与超越。

国家如人，不必活在屈辱的记忆中。从这方面说，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只要遵从市场规律与正常的权力运行，圆明园并非不可重建。试想，创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博物馆，并且将之名为“圆明园”，续接中华文明对艺术与园林的情有独钟，何尝辱没中国人的心灵？显然，信守契约的创造并不会减少中国的“历史存量”，反而会让历史有所增益。

俞可平在《增量民主与善治》中推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指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滴向前拱进。笔者相信，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我们更有必要树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增量历史”观。

面对历史与未来，“增量历史”至少有以下双重含义：

其一，为了更好了解过往的一切，我们理应尽可能多地发掘史料，务求接近历史真相。不可否认，今日史学研究多有“英雄主义”倾向，就像树典型一样做“历史的减法”、削枝去叶，仅将余下“有用的事迹”入史。对于曾经的屈辱，运用的同样是这种削枝去叶的历史减法。具体到圆明园，百余年辉煌历史被缩减为一场赤烈的大火，而它几乎成了中国人关于圆明园的所有记忆。

马斯洛说，“整个思想史就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历史只是抽象的统计学，不能真实反映人类的精神。同样，屈辱记忆并非圆明园的全部历史。倘使中国人心怀高远、驰骋古今，所应铭记的就不仅是那场播撒屈辱的大火，更应探索圆明园历史的全部，铭记“万园之园”背后所承载着的“凡尔赛梦”或“卢浮梦”。

其二，着眼未来，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谋求历史增量的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点滴积累的过程。为此，我们理应鼓励创造，因为人类一切增量历史都源于创造的累加。历史存量加上增量将转变为一个更大的存量，见证人类文明的成长。

学会透过增量历史来看世界，既有益于我们以更实用、全面的眼光来理解历史、续接历史，更可帮助我们摒弃那些纠缠于政经之上的无谓的时代虚荣。

我们为什么反对“GDP崇拜”？无疑，财富与经济的增长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增量，但是仅以统计报表来计量一个时代是远远不够的。两位经济学家互相“买吃狗屎”的经典寓言同样揭示，那些与创造无关的交易不会提供历史增量，正如以掠夺为目标的暴乱与“伪革命”不会增加人类财富一样。

总结历史，今人所以“慎言革命”，是因为革命会带来历史增量，也可能消减历史存量。法国大革命的马车不仅带来了《人权宣言》，同样撞毙了无数无辜的市民。我们谴责历史上的武斗与文革，是因为看到了这些运动对好传统与朴素生活的破坏，看到了曾经积累的历史存量毁于旦夕。

钱穆在《国史大纲》篇首开宗明义，称一国之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显然，我们理应将这种“温情与敬意”投向那些为提供历史增量的创造者。对于毁灭人类前程的“新世界缔造者”，希特勒之流，是谈不上“温情与敬意”的。

有人问，希特勒给人类带来了教训，是否意味着一种历史增量？当然不。理由是，历史教训的意义完成并非来自希特勒本人，而是来自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的后来者。苦难并不会带来历史增量，是那些积极反思并超越历史的创造者克服磨难、书写了人类进步史。

日子海水般逝去，昨日的种子，已经长成了向日葵。中国转型至今，我们更能体味到胡适所言“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的深刻内涵。在走向开放社会的伟大征程中，每个人争自己的自由，不仅盘活了自由的历史存量，也完成了自由的历史增量。从增量历史角度说，我们相信，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只有不断创造，做好“人生的加法”，才能做好“历史的加法”，也只有不断创造，才能真正埋葬创造被毁灭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