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特权起来?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

近日,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见925日《京华时报》)

无独有偶,此前推出的类似政策还有漳州市教育局给百位纳税大户的“中考子女加20分”的照顾、杭州建德市政府为60多位投资者发放的具有多项优惠政策的“绿卡”,就在不久前河南省沁阳市政府颁发的“沁阳荣誉市民证”。据称除刑事案件外,凡是被沁阳市政府“荣誉”过的投资者,在执法部门进行人身、车辆、住宿检查时有豁免权……凡此种种以扩大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为名的“特权赠予”,光天化日之下尚且如此,难免让人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互惠互利浮想联翩。

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所讽刺,“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动物更加平等”。公权力赋予企业家们“超国民待遇”的这些规定为我们展示的则是“杰出经济动物更加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重庆市的这个新政所要表达的却是,在执法者面前,中国人本来就不平等。

按重庆公安机关的这个规定,“知名企业家”需要重点保卫。然而,考虑到公共资源的有限配置与随之而来的重新分配,有“重点保护”就意味着有“不重点保护”。没有人知道生活在重庆的“知名企业家”生活是如何陷入巨大的不安的,以致于要该市公安机关如此兴师动众,“专门保护”;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被“专门保护”的没有第129名,是因为他知名度不够高?还是因为企业家得不够险?

回顾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最早的出发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当这种“特权赠予”开始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挂钩时,我们看到的是这场改革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在一些地方,由于公权力在推出公共政策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异化到了“让一部分人先特权起来”。当这种异化开始蔓延,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滞后性正在一点一滴地吞噬经济改革的成果。

近年来,人们常说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仇富心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仇”既不是“财富”,也不是“富人”,而是不公平的财富生成机制与富人保护机制。换言之,人们真正“引以为仇”的是社会不公正,是公权力的“嫌贫爱富”,是弱者的权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轻视。所以,表面上看,重庆公安机关“重点保护”知名企业家的安全,实际上是在为“仇富心理”推波助澜——这种在公共资源上的“劫贫济富”与权利挪用,正将这些知名企业家推向真正危险的境地。

不可否认,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创造财富者并非只有企业家。否则资本家何苦要跑到五湖四海招工?如果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那么作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及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理所当然最应提供的便是社会公正。任何公权力都必须恪守法的精神,而不能为求一己之私搞“法外施仁”。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而言,赋予公正就是最大的仁慈。

事实上,这种“法外施仁”、“见钱法开”同样会让那些被“重点保护”的企业家与投资者深感不安。精明如企业家者知道,“重点保护富人”的公共政策的出台,真正保护的是“富”,而不是“人”。所以,这种并不符合程序正义与社会公平的所谓“特权式尊重”,在我看来,注定只是一场随遇而安的“露水婚姻”,是一场随着财富变迁波动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道理其实很简单,凡是通过非正义程序便所获得的“尊重”,同样可以通过其他非正义程序拿走。最不幸的是这个社会,当一部人特权起来,它必然会在“厚此薄彼”、“嫌贫爱富”的公共决策中屡受伤害,从此远离秩序与公义。

Publié dans Chroniques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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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w916 28/09/2006 05:24

更正:
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却是一种过渡的激励
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却是一种过度的激励

hongw916 28/09/2006 05:08

一些零碎的想法
1.观察自己工作的一个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变迁,发现第一次改革浪潮实际上是由原始状态下任何个人都无法受到有效激励,变成了将其中极少部分人部分激励。激励的条件则是人员财务的使用权力,实际上,相当于将管理权下移。这部分人激发的创造力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在这样一批被激发的少数个人下面的绝大部分人依然处在原有的不到激发的状态。因为,是否得到激发依赖于这一批新进的管理者。
同时,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于,这一批人多数似乎倾向于将以往的成就归因于自我属于精英,而不归因于个人创造力受到激发。
 
2.考虑过一些产权改革的问题,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未必是产权改革造成的。相反,是因为产权改革以私有化的形式激发了恰在其位者的创造力。但是,这种激励机制却是一种过渡的激励,这导致了人的创造力关注于如何把国有的私有化成自己的,而不是管理好公有产业。
 
总的看,多年来的改革似乎只是将参与利益分配的群体扩大了,而没有触及到深植于文化深处的传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