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国运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熊培云   

  

  月皓云瀚,汉字江河流淌。

  相信每位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人,读到汉字时感觉都是暖洋洋的,那时你像是历尽艰辛,终于爬出密林瀚漠,于恍惚间见到了父老乡亲。

  然而,我在法国读到第一个汉字时,感觉更多的却是荒诞。  

  当时我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住进朋友安排的一家宾馆里。在这里,我看见了“父老乡亲”,第一个汉字——那是“爱”。它不是贴在墙上,也不是印在书里,而是以文(明之)身抖动在猛男的一瓣屁股上——猛男正在荧屏里面“间歇性抽搐”。这是法国成人电视节目里的一个镜头,我感觉“乡亲们”被糟蹋了。  

  好在法国人民明察秋毫,这毕竟是个精致的国家,没将汉字之“爱”如此“做掉”。更多的时候,汉字在异乡的境遇还是好的。我曾在法国西部小城的一家旧书店里见到一幅标准的中国字—— “书香”,挂在书店已近斑驳的墙壁上。旁边落的白是:“不问窗外纷纭事,但求世间未见书”。去年冬天,我随团参观大西洋边一个村庄的教堂,没想到与汉字亦有番奇遇。接待我们的乡村牧师神情肃穆地站在台上,单手悬开一轴书法,上面写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感慨不已。  

  我住在一幢公寓里,邻居里有位叫DUC的越南教授,中文名字叫“德”,我们时常在一起聊天,DUC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意。起初他甚至教我说几句越南话,但很快,DUC便少了热情,DUC说其实他并不喜欢越南文字。那是一堆用拉丁字母、部分汉语读音以及几个注音符号七拼八凑出来的文字,无论是和中文还是西文相比,都显得捉襟见肘。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发明了自己的“字喃”,后受法国殖民者的影响,将文字彻底拉丁化,因此有了这“四不象”(法语、汉语、字喃、拉丁语)文字。  

  布朗夏尔是我认识的一个布列塔尼族小伙,我们曾聊过《别再死了,语言!》(Halte à la mort des langues!)一书,当时他近乎哀叹地摇头——世界正以每年消失25种语言的速度(该书观点)走向“文明一体化”,布朗夏尔相信15年后布列塔尼语也在劫难逃 ;同样悲哀的是,法语在挤逼布列塔尼语的同时,未来也可能会“在英语文化的强大攻势下走投无路”。空前的文明兼并,阳光下可见的弱肉强食的水印,在整合世界文化的同时也让世界失去许多色彩斑斓的东西,直至人类文明的丛林里只剩下一种讲英文的动物。自十九世纪以来,英语就是这样,在推进世界文明进程的同时,它也扮演了“语言断头台”的角色。法国人所以恨英语文化,既是世仇,也源于英美今天的咄咄逼人的优势。  

  和布朗夏尔一样,我的不少法国朋友对中国文化都十分感兴趣,比如中国结艺、剪纸、京剧脸谱,当然也包括汉字。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东方之所以神秘,和汉字不无渊源。这些像“被刀耕火种出来的”方块字,每一枚散发着原始绘画与图腾的气息。一位名叫马奥尔的法国男孩,见到我时常会掏出一个小本儿,让我教他习汉字。每次看他写中国字,我都难免会笑出声来。确切地说,他是在画汉字,像学素描,讲究“三停五眼”。听我说普通中国人能认几千个汉字时,他吓得半天没合上嘴。他大概在想,东方人的脑子的确神秘伟大,黑发之下竟然藏了那么多幅图案而不混乱。  

  当然,真爱汉字的还是中国人,那是一种融于血液的热爱,而不只是出于文化上的好恶或实用的考量。一位来自沈阳的留学生朋友,听我背了句席慕蓉的“渡口船头风里翻飞的裙裳”,欢欣难抑,旋即将它写在黑板上,然后站在一边,浩叹汉字意韵之美。当时的情形让我一生难忘——他双手近乎掬着了“裙裳”二字,像圣·埃克绪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呵护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那一刻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每个汉字都是和狐狸一样可以被“驯养”的,而不止于唐诗宋词的意境之美——世界大概还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这样可以供人享受人生。  

  近几年在网上看新闻,时常会读到一些让我欢欣鼓舞的文字,世界经济“中国一枝独秀”,欧洲流行“汉语托福”,美国兴起了“中文热”,大家嚷着“你好!”到中国搞投资……洋子洋孙们不知道,当年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惟一没能抢走的,大概就是汉字了。他们更想像不到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汉字险些被中国人自己“刨个坑儿给埋了”。  

  汉字,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我庆幸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这毕竟是个伟大的民族,穿越历史无穷的险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以忍辱负重之心,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未蒙没顶之辱。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作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我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颠。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语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冲散了的法文,像是拉丁版的方块字,既不流畅,也不美观)。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体西用”的案例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金贵的一面。

Publié dans Essai 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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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 05/12/2005 07:18

好文章! 本來也想寫篇關於漢語的文章,閱後令我擴闊眼界,也頓然感覺身為中國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