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pk“孔先生”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   

不久前,当北大教授张颐武主张“要善待孔子一样善待章子怡”、“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时,立刻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除了引起《华西都市报》率“国人”以讨伐,在网上同样引起无数谩骂。当说,孔子与章子怡,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一死一活,两人时代际遇也各不相同,硬是要将两人放到一起PK,比比谁更伟大,着实是给公众出了道难题。

同在蓝天下,在我看来,以一个人的人生实践为标准去否认另一个人的价值,就像责备加勒比海的海豚为什么不去红磨坊跳舞一样荒诞不经。不可否认的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误入歧途就在于“有标准而无知识”。皇上的“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与黎民百姓的“万众一心”对于中国人心智理性的成长,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多选题”还是“是非题”?

从历史看,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正因为此,上世纪初,当人们意识到“孔先生”误人子弟时,陈独秀等人将“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了中国大课堂。

当然,与此同时,孔子也成了中国没落的替罪羊。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吾民对吾国历史应该保持“温情与敬意”。然而,彼时已经出离愤怒的“国人”纷纷拿孔子“泄公愤”,以为只要彻底否定了孔子,便可以拉直中国人的脊梁,孔子因此“由神而鬼”,经历两重天。当然,这种善恶两分的极端主义在近年来又开始抬头。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中国人渐渐恢复了信心。当“敢为天下先”的才子佳人们积极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时,“敢为儒学后”的文人学士同样大张旗鼓地搞“复兴儒教运动”,要为孔子“封圣”。于是,“尊孔”还是“废孔”,再次成了舆论的焦点。

然而,我以为以上这些争论都没有谈到问题的最紧要处。众所周知,国学并非只有儒学,孔子也不是中国价值的惟一生产者与引领者。所以我主张,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 “是非题”。换言之,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学会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牵强附会地全盘肯定或全盘打倒。

“十佳青年”孔子

应该说,孔子的一生,是积极有为的一生,是自我实现的一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奔走呼号,试图通过道德重建人的价值与社会秩序,知其不可而为之,着实是件了不起的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远在春秋时期,孔子和被诛杀的少正卯一样,不过是“十佳”或“百佳青年”中的一个,是那个时代的“青年领袖”之一。至于几百年后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兽性的事情,虽然并非孔子所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成圣”是怎样一种勾当。所以,从这方面说,如果我们真心尊重孔子和他的一生,就要把孔子从这种勾当中解放出来,把孔子当人看,而不是继续“封圣”,重蹈覆辙。

以为,弘扬中华传统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只有真心寻找失落的记忆,我们才有可能立足过去再造文明。从这方面说,我们应该把孔子的思想纳入到中国文化体系中,而不是反其道行之把中国文化纳入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换言之,如果我们把民族思想比作仓库,孔子思想不过储藏其中的工具或产品,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改造它,而不是膜拜它。任何主义和思想,就像是锄头,都是我们援手可用的工具。它应该是被我们握在手中用来开辟道路的,而不是堆积于我们面前用来阻塞交通的。

 半吊子人的传统” 

有人总结出一个“神州悖论”:中国自称“神州”,然而却没有“神”。关于这一点,我并不赞成。从传统上讲,西方似乎只有天上的神(上帝),而中国不但有天上的神(玉皇大帝)、地下的神(阎王),而且还造出了无数地上的神(天子)。所以我说,中国并不缺少“神鬼传统”。在我看来,中国最缺的恰恰不是“神的传统”,而是“人的传统”,目前中国最需要建立的也正是这种“人的传统”。

应该说,两千年前,孔子便已经着手建立一种“人的传统”。孔子志存高远,希望建立一个大同社会,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孔子提倡“仁爱”,讲“匹夫不可夺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说,凡此种种,都关乎建立一种“人的传统”。同样,孔子的思想中也并不缺少开放的观念。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主张“文化下嫁”、“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此而聚徒讲学,首创中国私学。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至今为人所赞美,究其原因,就在于孔子打破了此前“学在官府”的特权。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孔子所建立的不过是个“半吊子的人的传统”。

孔子把维护奴隶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概括“礼”、“乐”,所谓“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把恢复和巩固西周周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所谓“民兴于仁”。但是,在春秋时期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峡谷里游目骋怀,不难发现,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实际上是霞光之下,每个人都在赶自己的路。然而,在孔子眼里,那种失去等级之分的场面显然过于混乱,“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

从这方面说,孔子只看到了这个转型时代的乱象,却没有看到乱象之下的蓬勃生机,或者说,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事实上,先秦时期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正是拜“礼崩乐坏”之所赐。换言之,正是在这个“让公田长草”的时代,在这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周天子垄断的政权及其思想,逐渐失去往日的权威,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我实现,寻找自身的价值,创造自己的价值。而这一切,成为“百家争鸣”得以出现的一个历史大前提。不可否认的是,此时诸侯林立,竞相招贤纳士,为诸子创造了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从这方面说,中国人曾经享受过的思想自由与社会进步,并不逊于雅典。

遗憾的是,当社会回到“大治”,当孔子的道德之学被注入制度为统治者所用,当孔子被各代帝王追授为“意识形态分子”,实际上也是他背负骂名的开始。我们可以说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是手枪替代枪手谢罪。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孔子被利用的直接原因,正是他等级森严的“半吊子人的传统”。

 

 

 

 “人力车文明”里的温柔皮鞭

有人讲,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比较东西文化,胡适先生曾经有如下一段感悟,那是在19267月,胡适路过哈尔滨租界附近的一座小城市。

“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用其他人力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准通行……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道什么是最低限度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地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胡适因此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区别在于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文明”。我们可以轻松找到两种文明的区别,前者燃料来自于人,而后者则来自于自然。

如马尔库塞谈及人类创造工具的悖论,我们发明了工具,但是同时必为工具所奴役。就像发明家发明了自行车,同时也限定了我们必须用双手抓住车把。正是这个原因,当孔子为中国人“发明了”道德人力车时,同时也因其拙劣的设计开始奴役中国人——在没有人力车时,人们各顾各走路,寻找自己的归宿;而有了“孔子牌”人力车后,便有了坐车与拉车之分,人的不平等因此被合法化了。无疑,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若干主张,就是要把一些人扶正在车上,并将另一部分人套上索枙,逼迫他们必须在人力车前跑步前进。

历史证明,人并不能直接奴役人,而是通过工具(譬如说制度、主义、道德)间接奴役人。所以,当“孔子牌”人力车被君王钦定为“帝国人力车”,我们有理由说,正是这位崇尚道德的孔子为世界最不道德的“人力车文明”提供了源头活水。

从这方面说,孔子虽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仁爱”,但是其在制度上的思考是极其有限的。孔子以道德之名将一小部分人扶上人力车,但是绝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只能在人力车前“当牛做马”。而套索缠得再人性化,也逃不出我们关于“天鹅绒监狱”的定义。所以说,只要这种设计从一开始便为人奴役人提供合法性,那么孔子所谓的“仁政”,就不过是要求坐在人力车上的王公贵族的皮鞭,要轻轻地落在拉车者的背上。

显然,鞭打只是统治之恶的一种,轻轻鞭打也并非真正的善治。与此同时,人力车夫们的反抗更发自于对这种制度设计的不平。当他们终于不堪重负时,便出现“人仰车翻”式的改朝换代。如果那些新近爬上人力车座的人,仍然赞成这种秩序,假以时日同样会面临新的“人仰车翻”。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恶性循环”。

换言之,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制度层面去考察问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实,“以德(制)服人”的周礼,不过是套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其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更彰显社会之不公。然而,孔子却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犯下的,也许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既然周礼如此完美无缺,何以会出现“礼崩乐坏”的乱局?

从“德先生”、“赛先生”到“孔先生”

商汤盘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里也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如何获得新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几年前,我在探讨法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时提及瓦尔特·本雅明,一位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é)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换言之,多孔性正是旧邦获得新命的源泉。

如上所述,在中国大课堂上风雨交加之时,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孔子被逼下课。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孔子走了,“孔先生”来了。不可否认,开放的社会是多孔性的流动社会。没有多孔性的制度,就不会有活力四射的社会。如有学者论及法国十九世纪社会的流动性: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里,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服从,又给下层以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和观念上的,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后,新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义务”的关系解除,人人成为自由的人,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流动性使等级金字塔倒塌,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级,它的特性同样是多孔性,可以流动的。

我曾撰文指出,今日中国可谓“三代同堂”,它部分体现为前现代(政治)、现代(经济)与后现代(文化)参差为营。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打开国门,它同样意味着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相信,正是许多人标榜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改造起着摧枯拉朽的作用。这也是我之所以在一系列文章中为超级女声辩护,并将人们在合法框架下可以“一夜暴富”视为社会进步的原因所在。那些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那些冲破封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那些心怀远见又能身体力行的人,那些带领大家走向柳暗花明的人,若不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获得社会与历史超乎常人的奖赏,无疑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幸之事。

让孔子的归孔子,让章子怡的归章子怡。在我看来,眼下人们争论的“孔子pk章子怡”,本质上是“孔子pk孔先生”。正是在开放社会的语境下,我主张中国知识界应该抛开孔子“存废之争”,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开放社会的建设,关注今人的自我实现及其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从这方面说,中国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需不需要孔子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我所说的“孔先生”这门功课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社会的“多孔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和“德先生”、“赛先生”一样,今世纪“孔先生”同样应该为社会所重视。我相信,如果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着眼于群体权益与社会整体性进步,那么“孔先生”则着眼于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而中国能否获得脚踏实地的进步,两者同样至关重要。

Publié dans La Com 思想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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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9/05/2006 19:41

我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