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道歉，天不会塌下来

  熊培云 

近日，一桩持续了两年多的“抄袭案”在北京终于尘埃落定。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抄袭庄羽作品《圈里圈外》成立，要求郭敬明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赔偿庄羽精神损失费1万元，并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向庄羽赔礼道歉。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桩并不复杂的“抄袭案”终审判决做出前几年时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郭敬明及其出版方的“主动道歉”的声明。宣判之后，相关方仍在力图回避此事。

主动地说声“请求原谅 / 对不起）”真的那么难吗？这种局面同样让我们想起不久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花儿乐队”抄袭事件。对于人们对其整张专辑涉嫌抄袭的指控，花儿乐队一直采取逃避主义，直到专家的鉴定出炉后，花儿乐队态度才有了转变。然而，此前挺身而出揭发抄袭的人竟然被该乐队主唱称为“神经病”。

以上种种，让我们不得不重提中国人“忏悔精神”的缺失。事实上，在这方面，西方文明中有许多可以参照与借鉴的东西。举例说在法国，“请求原谅”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出现口误的时候，他（她）会立即纠正吐错的字词并向观众说一声“Pardon（请求原谅）”表示“对不起”。

在法国日常生活里，这种“对不起”文化是随处可见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发生在1793年10月16日的一个历史细节。当时，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正处于巅峰时刻，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纳特被判处死刑。就在慌乱之中，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王后不小心踩着了刽子手的脚。然而，谁能想到，这位玛丽王后留给世界的遗言竟是这样一句话：Monsieur, je vous demande pardon. Je ne l'ai pas fait exprès.（“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在“罪感文化”中，罪恶感藏于人的内心，人们行善完全源于内心的自觉与不安；而在“耻感文化”中，善行则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才能完成。所以，在“耻感文化”里，当自己的不良行为终于大白于天下时，人们感到往往只是“懊恼”或者“倒霉”，而不是真正的羞耻。所以，我们看到，花儿乐队主唱将自己的抄袭解释为“犯了很多前人以前会犯的瑕疵”，要求他人宽容的理由竟然是要别人“设身处地去想，你不小心哪天碰见个难事、倒霉事……”

尽管本尼迪克特是以日本文化为原型得出“耻感文化”的相关结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很多人同样有着这种“渴求逃避而不是渴求宽恕”的心理病灶。他们不敢面对自己或者“偶像”犯下的错误，他们甚至一厢情愿地为自己或偶像的不良行为无条件辩护。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郭敬明对于自己涉嫌抄袭的指控一直持否认态度，而那些支持他的粉丝们不但不以“抄袭”为耻，反而会洋洋自得——“郭敬明抄得这么好，又这样畅销，说明他有才华”、 “抄了就抄了,有本事你也去抄一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看到，在2006超级女声长沙唱区10进7晋级赛中，曾因隐瞒去年参加过超女比赛而被曝光的选手厉娜，甫一开场即向全国观众道歉，使其受欢迎程度不降反升。

其实，道歉并不是人生的污点。任何人、任何民族，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犯下一些错误，而人类的高贵，就在于能省思这些错误，并且在自我纠正中获得进步。在此基础上，我们说，“渴求原谅”与“给予宽恕”都是关乎人类进步与和解的美德。

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相信，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如果你做了错事又渴望继续进步，那么就更应该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人道歉，天不会塌下来。”（ 《新京报》社论，部分字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