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场“精神上的矿难”

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新京报》
 

    “这个世界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啊！”在过去谈到发生于中国的一些矿难事故时，我曾经引用过伏尔泰写在小说《老实人》里的这段话。的确，我们已经见证了太多与矿难有关的悲惨故事。一条条原本鲜活的生命在漆黑的矿井中消逝，黯淡了一切光彩。
    那些发生在地底下的悲剧，多半是因为渗水、塌方等物理原因所致。然而，环顾我们周围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幸，还有多少不是在地底下发生的呢？就说发生在学校的一些悲剧吧：前几年有轰动一时的马家爵杀人案，一位在读的大学生亲手杀死了几位同窗；而在今年10月，接连发生的三起“弑师案”发生同样令人震惊。
    11月5日下午，广州珠海的一名司机因工作生活不顺，驾驶一辆泥头车，在城东中学附近故意撞向路边放学的学生和过往群众，当场造成24人伤亡。类似悲剧几年前北京也发生过一例。一位生活失意的农民工劫了一辆出租车，在王府井大街上横冲直撞，同样造成多人死伤。
    然而，这一切，和发生的地底下的悲剧是何其相似！和物理上的矿难相比，由那些手持利刃或者踩足油门走上极端道路的人所制造的一起悲剧，何尝不是一次“精神上的矿难”？因为他们的精神崩溃了，于是其他人也接着遭殃。许多人便是这在种情形下猝不及防，做了这些精神崩溃者的殉葬品。
    尽管物质上的矿难常以数以百计的死亡数目骇人听闻，然而事实上，只要条件允许，这种“精神上的矿难”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将更恐怖，因为这种“零星的杀戮”无异于疯狂的个体针对社会的“恐怖袭击”。
    比较两种“矿难”，不难发现：前一种通常发生在地下，地点相对固定，而后一种则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前一种受难的是正在作业的矿工，后一种则可能是任何一个家庭，因为任何场合你都有可能遇到一个精神崩溃的人，并且深受其害；前一种属于生产事故，后一种则属于“生活事故”，生产可以停止，但是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生活。
    表面上看，这种袭击不需要任何主义的支援，有的甚至不需要计划，只为一时复仇或者报复社会宣泄心中的不满。而在潜意识里，那些以“弱者”自居的报复者终于找到一种做命运的主人、可以操纵他人（想象中的社会的替身）的命运的报复的快感，即使那只是一瞬间。不知道悔悟的人，或许还会为自己终于扼住他人命运的咽喉而沾沾自喜。
    人之所以绝望显然更多是来自日积月累的挫折。具体到珠海这一恶性事件，骆某之绝望即是证明：一段破碎的婚姻、穷困潦倒的生活、不如人意的工作以及积压在心头的种种愤懑，一旦遇到一点不可抗拒的不顺心（如因故被交警部门告知将罚款1000元并记12分），这种不顺心便有可能成为压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点，似乎谁也没有料到。
    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设防的社会，显然有悖事实。就居住情况来说，抬头看看老旧的居民楼，几家几户的阳台和窗子没有镶上铁栅栏？为了防止小偷，人们把家修得像监牢一样密实。若是失火，恐怕想跳都跳不出来。而现在的新兴小区，通常也都有保安把守。保安们身穿制服，对出入其境者问东问西，你也不能说这个社会没有设防。
    然而精神上呢？当这个社会越来越醉心于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守卫时，是否更应该戮力同心为种种“精神上的矿难”设防？回想已经发生的种种“精神上的矿难”，无论是必要的社会救济，心理危机干预，还是对社会公正的坚守与对弱者持之以恒的同情，这一切与其说是让那些潜在的绝望者活在希望之中，不如说是让整个社会活在希望之中，不受他人精神崩溃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