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在,不远游?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

 
      诸君,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有人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衣冠,而动物没有衣冠”;又有人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自己的恶习:诸如战争、暴力、色情、赌博、吸毒、谋杀、贪婪、寻替罪羊等等;还有人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
    马克思主义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当然,仅凭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比如为什么人类没有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日日陶醉于自己的“丰衣足食”。那时候的石制工具不是已经被我们的考古学家们发掘出很多了吗?
为什么人类不断进步?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与勇气。换言之,人类亘古未移的高贵,不仅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更在于人会更换工具。
    再问诸君,什么是“工具”?《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工具”的含义有二:其一指“进行生产劳动时所要使用的器具,如锯、刨、犁、锄”;其二“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总而言之,工具是我们用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开创美好生活时的“助手”,是我们手臂在某种意义上的延伸。工具必为人所用。
    如果我们有一点哲学的眼光,就不难发现,我们周遭的事物,包括一切社会关系、政策法规、包罗万象的主义等等,都是我们援手可用的工具。当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时,封建体制被人们渐渐抛弃,归根到底,就是完成一次工具更换。进一步说,一切契约与政治,皆为民所用,亦为民而换。而工具的可更换性(可替代性)不仅是我们    推动社会改良的前提,同样为改良的实现提供可能的保障。
    谈到农民问题,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三农”外加“农民工问题”。笔者对此“标签游戏”颇不以为然。一方面,即使从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出发,“农字问题”越多,其争论价值就越小;更重要的是,自“城乡分治”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城门竖起,未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而政策制定者都住在城里。换言之,中国要着手解决的是城市自我封闭的问题,而非农民工“被动开放(闯世界)”的问题。显然,当我们将触目可见的城市封闭问题归类到“农字问题”,既有失公正、又无的放矢。甚至,相较于封闭城市而言,“农民工问题”不过是个伪问题,农民工不但“没有问题”,而且为冲破城市封闭提供了方法。
    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户籍坚冰渐渐打破,部分省市已经着手户改,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若以“更换工具”论,实则是中国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封闭式户籍管理工具已经跟不上中国人的行动与观念。如哲人批评的那样,人类理性的一个悲哀转向就是向“工具理性”投降,终于导致“人为工具所奴役”。显然,封闭式户籍制度同样反客为主,禁锢了中国人的才情与活力。
    翻开几千年来的中国运动史,不外乎是一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历史,这也是世界的历史。封闭式统治曾经是历代统治者长于运用、也乐于运用的工具,但是历史证明,这个工具只可能让国家积贫积弱,所谓“民不挪活,国将不国”。谁也不能否定,封闭式管理弊端丛生,早已不适合中国当下与长远的发展,更有违民众的自由生活的诉求。谁希望一个生龙活虎的民族,自缚双脚?谁又有权力,让心怀希冀的农民像玉米一样长在庄稼地里?
    感怀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我们真要感谢那些淳朴的农民。他们有着关于幸福的良好直觉,也仿佛道义与真理时常生长在他们的脚下。在封闭经济盛行的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危险分田单干,从此揭开了农村开放生产的序幕,不可不谓惊天动地;同样,九十年代以来的民工潮,农村再次成为大后方,“席卷天下”的他们再一次冲破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正是那些抛弃了户籍观念、四处漂泊的农民,以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波澜壮阔,将铁板一块的户籍制度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陈旧仪式。
    有人惊叹:农民的智慧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生活中来。农民不会掩饰自己的工具主义倾向,他们有着极其淳朴的生存法则。试想,一位农民买了一把锄头回家,当他发现这把锄头并不如其所愿,不但不能锄草,反而时时砸腫自己的脚背,在他备受挫折之时,他怎会因为这把锄头而否定自己生活的意义呢?他会不会因为这把锄头而熄灭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忱呢?在他们看来,户籍制度不过是一个工具,一旦“活不下去”,或另有远大前程,他们断然是要以“日常的反抗”来打破禁区的。
    控制论说,一切生命,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体系抵抗组织程度衰变的重要方法就是保持开放。我要说,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关于开放传播的历史——二十一世纪,谁还相信“户籍在,不远游”是一种可以传承文明与传统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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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17/04/2006 07:01

一直在看,最近更新有点慢

007 17/04/2006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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