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俯卧撑”现象答《南都周刊》记者问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思想国访谈
  记者华璐采访报道

 
  南都周刊:你提出,俯卧撑的流行其实是网民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了。这种起哄式、带有戏谑意味的网络语言能真正传达网民诉求吗?

 
  熊培云:不是开始吧,应该说网民一直是关注公共事务的。事实上过去很多公共事件也是网民推动的,从孙志刚、非典、黑砖窑到最近几个月的周老虎……只是现在大家又找到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类似“做俯卧撑”这样的词语“公开地窃窃私语”。我想不是简单的起哄,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日常的、磨碎了激烈的反抗。
而且,这是一种特别的、夹杂着嘲笑的反抗。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俯卧撑跟打酱油一样,很大程度上是网民无聊和无厘头的宣泄。

 
  熊培云:由于不能尽情、尽理地表达,从传达民意的角度来说,这种“马戏式”的表达是打了折的。但我不觉得无聊,实际上这是一种全新意义的“新话”。奥威尔在《1984》里面谈到用一种“新话”替代旧的话语以便让民众忘记过去,而现在流行于网络上的“新话”,恰恰是社会收复思考能力的一种尝试,其所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成长。如果承认话语是观念的载体,就知道今日“新话”的出现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今日的“新话”代替过去的“新话”,我说这是——江山代有“新话”出,时代后浪推前浪。

 
  南都周刊:大家采取这种戏谑、甚至吊诡的黑色幽默来面对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是与表达不畅有关吗?

 
  熊培云:你知道中国过去几十年官方话语对社会话语侵蚀得很厉害,现在实际上是民间或者社会话语开始复苏了,社会在创造新的语言。

  有个老先生和我谈到年轻时参加过一个婚礼,至今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舍妹与某某成婚。”结婚成家与“大跃进”有什么关系?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入侵社会”,可叹的是当时老百姓离开官方话语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然而,现在不一样了。当人们回归生活的经验与常识,必然会重新拾起甚至创造适合或者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听话”。所以,如今社会层面不仅有大众话语、知识分子群体话语,还有代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话语。互联网话语更是千奇百怪,且不说“拍砖”、“灌水”、“顶”早已流行,更有“火星文”横空出世。比如“3Q得orz”,这小段火星文字一般人恐怕是看不懂了,译成正常汉语就是“感谢得五体投地”。大凡追求思维乐趣的人,看到孩子们这种奇思妙想,大概只有赞叹的份。如果这点小创造都要去封杀,语言生活谈何趣味?

  这里有个关键词,“变话”。看中国的变化,其实是可以从“变话”中看到的。我理解的“变话”,就是话语体系的变化。过去只有官方的话语体系,现在是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或者说社会)话语体系并存。

  与此同时,这种“变话”还表现在,除了创造“新词”,同时也创造“新义”。比如在“公家至上”的过去,“钉子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但是,随着国民物权观念的萌发与成长,如今“钉子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捍卫民权的一种象征,网上甚至还出现了“钉子户引导人民”的“PS版油画”。所以我说,小“变话”,大变化。

 
  南都周刊:比起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网络话语的影响是否同样有力?如俯卧撑式调侃。

 
  熊培云:网络话语影响不小。“俯卧撑”已经出现在南京中央路一处巨幅房产海报上——“房价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此前,也有媒体分析中国上气不接下气的股市“已经进入俯卧撑阶段”。其实,“做俯卧撑”这个词即使慢慢消失,新的词语也会出来。比如最近不又有了“裸体做官”吗,很形象。

 
  南都周刊:是否这些流行词内容变了,实质并不变?比如就是对发出自己声音的渴望?

  熊培云:有对渠道不畅的不满。不过,也不要小看这种调侃。其实一个好的笑话或者嘲笑,胜过一个大道理。中国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法跨越,大家“俯卧撑”的同时,我想一方面是在寻求心理慰藉,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心存希望,在关注一些事情。表面上看,上述“新词”的流行或者重新阐释都有些戏谑的成分,不过,它们让我想得更多的却是这个转型时代的“变话”。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社会变革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而话语的变化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鹿桥说《未央歌》里的时代是诗歌加论文的时代。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是有诗歌,有论文,也有俯卧撑,也就是说心灵、理性以及介乎心灵与理性之间的模糊表达都有。但无论是作论文,写诗歌,还是做俯卧撑,都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对于中国公共空间的成长来说,我更倾向于将这种“俯卧撑”表达看作为一种增量。作为“非俯卧撑”表达者,我会继续我原来的表达方式,“来做三个俯卧撑”更不会强制我减少自己的表达。简单说,我们只是增加了一种社会批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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