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卧撑”背后的隐秘政见与公共精神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俯卧撑已经做三下了,春天还会远吗?”“做自己的俯卧撑,让别人说去吧!”“我有一个梦想,有这么一天,每一个黑人都可以自由地做俯卧撑,而没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如果不明就里,看到这些由雪莱、但丁与马丁•路德•金的名句改编的句子,相信许多人都会表情茫然。
    因为贵州瓮安的突发事件,“做俯卧撑”在一夜间成了继“打酱油”之后的又一网络流行语。“关我×事,我是出来做俯卧撑的!”开始取代“酱油党”的“招牌金句”。由于“俯卧撑”忽然蹿红,一些网站开始成立“俯卧撑小组”,据说网游“魔兽世界”也随即出现了名为“河边的俯卧撑”的任务日志。与此同时,时事评论也开始与“俯卧撑”接轨,如“中国股市已经进入俯卧撑阶段”便是这样将当下股市的匍匐震荡与俯卧撑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
    记得在不久前,我与《社会资本》一书作者、美国社会学家林南先生聊到美国公民“独自打保龄”的现象。“独自打保龄”的说法源于哈佛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寓意当今美国人渐渐缺少公共精神,只顾独自玩乐。与林先生一样,我同样认为帕特南的批评忽略了互联网的兴起对美国公共生活的影响。由此联想到今日中国网络上出现的“独自打酱油”或者“独做俯卧撑”等现象,我更觉得网络时代中国人的“独自”其实还是很有公共精神的——尽管这种精神往往是以林语堂所说的“消极避世”、“国事管他娘”的面目出现。
    比如,出现类似“我是来做俯卧撑的”这样先是令人一头雾水继而恍然大悟的句子,至少说明潜藏其内的社会矛盾或者公共事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当类似词语变成某种意味深长的符号开始流行,与之相关的事物也会得到继续被强化。你可以说有些人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淡漠了痛苦、忧虑、愤怒、质疑等情感甚至时间,只在不经意间传播一些“俏皮话”,但无论如何,这些话里都内嵌着一种随时可被引渡或者激活的公共记忆。
    其次,表面沉默的背后是“公民在场”的民意潜流与对公共事务的“隐秘政见”。无疑,对于这个大时代而言,每个人都是各自生活的见证者。尽管网民“做三个俯卧撑”更像是戴着面具关注公共事务,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到场并且在为自己关切的事情作见证。就好像在某个公共集会上,虽然刚一开始没有机会发言,但他们已经“签到”、“做个记号”。这意味着他们随时会关注会场上每个人的言行,并且由此形成民意压力。
    或许有人会说,诸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等网络流行语更像是一场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词语马戏”。然而,即便如此,我依旧认为这是一些具有公共精神的“马戏”。在过去,人们常将自己对公共事务的“隐秘政见”藏在某些已经过时的餐桌笑话里,而现在却可以将今天刚发生的事情缩略成“词语马戏”传递。从这方面说,这些“词语马戏”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公共事务的即时评论,从解构、重建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角度来说,这些“马戏”无疑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显然,在许多要求社会进步的人眼里,“马戏”是一种坏东西。众所周知,在古罗马时期便有“面包与马戏”的驭民之术。有面包自然让人吃饱肚子“不去造反”,有马戏则让人耽于娱乐“忘记造反”。事实上,这也是古罗马统治者在大建角斗场之原因所在。批评者认为,当民众因为肉体上的基本满足与精神上的享乐消磨而渐渐丧失批判当权者与推进改革政治的动力,一个社会更有可能从此“太平”到“寂灭”。如今,一些传播或者文化学者也时常忧心,尤其在大众传媒俘获了人们的视听之后,人类将会“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或忧虑对娱乐本身或许并不公正——至少我以为,那些自发自为、自由自我,暗含或者能够唤醒公共精神的“马戏”同样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生机。
    是时候纠正人们对“马戏”的种种偏见了。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多年以来流行于互联网上的种种“马戏”已经而且正在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开疆拓土,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身处转型期的中国,对于许多参与其中者来说,“马戏”不仅是一种暗渡陈仓的面具,同样包含着一种能够自我疗伤的精神,一种磨碎了激烈的坚定。有希望的是,无论用怎样一种“语言”包装思想,无论当时表现得怎样戏谑或漫不经心,大家为一个好社会奋斗的精神与良知依旧在,永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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