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必然规律”打赌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新京报》专栏

    近一年来,一场有关深圳房价会否下降的打赌,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两位主角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滇庆和知名财经评论人牛刀,徐滇庆声称如果他输了就登整版文章向深圳市民“道歉”。2008年7月1日,徐滇庆正式抛出《致深圳人民道歉信》,宣布自己与牛刀的打赌以失败告终。
    事情原委是,早在2007年7月11日,徐滇庆在深圳出席某论坛时表示,深圳房价肯定要涨,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不妨再豪放一点——如果明年 (2008年7月11日)深圳的房价比现在(2007年7月11日)低一分钱,我一定在媒体上用整版篇幅向深圳市民道歉。”
    我曾经撰文批评许多中国人对下跪有种表达偏好,感慨“非下跪不足以抒情”的场面时常见诸街道与报章。仔细想来,“非打赌不足以明理”也算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道奇观。记得去年,在周老虎还有着万般风情在媒体的丛林里招摇时,“打虎派”主要人物中科院研究员傅德志与周正龙便为虎照的真假各自担保了一颗脑袋。周正龙还表示,如果照片作假周家父子也可以坐牢。如今真相大白,周正龙先生大概真是要与牢共舞了。然而,谁都知道,在这场争论中,任何一方都不必将自己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民众渴望真相但也并不嗜血。
    都说中国人好赌。有个说法是,世界各地数亚洲人最好赌,而亚洲人中又以中国人为最。这个结论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生产了许多像唐玄宗那样的“斗鸡皇帝”,即便是现在的市井生活,赌博遗风也是无所不在。哈佛大学学者罗伯特•帕特南曾经嘲讽今日美国人渐渐缺失公共精神——许多人“独自打保龄”,公共事务管他娘。相较而言,中国人倒是一直喜欢群体活动的,比如一起打麻将。不仅能够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沟壑,几代中国人唯一没有“代沟”的玩物或许就数麻将了。只可惜,“群起”打麻将也没有提升中国人的公共精神。至于“打牌不能偷牌”的规矩同样没有成为一种可以助推程序正义的草根力量。
    论及打赌,我时常听说过“观点平衡世界”,却很少见到“打赌平衡争鸣”。当争鸣沦为一场对“必然规律”的打赌,实际上是使思想者的时代思考与社会观察因为马戏化而具有某种观赏性。这方面,徐滇庆似乎有所体认,承认无论7月11日深圳房价是涨还是跌,他都应该道歉,“谁让我是教授呢,教授不应该和人打这种赌,都搞成娱乐事件了!”其实在这里,真正娱乐化的不是教授打赌,而是借了“必然规律”这个伪透视镜。殊不知,读史让人明智,“必然规律”也会令人愚蠢。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没有谁是洞悉未来的预言家,没有谁是手握真理者,体现在赌局之上的轻佻与自负显然都不应该是学者在公共生活中应有的专业本性。我以为,一位学者信誓旦旦为自己对未来的思考设赌局,与其说是一种自负,不如说是自我放逐,或者自掘一口深井,为自己尚未完成的思考盖棺定论。从这方面说,学者为未来打赌的真正戏谑与危险并不在于学术马戏化,而在于他变相承认自己(至少在赌期之内)已经失去修正自己观点的觉悟与能力,并且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打赌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时候,打赌不仅为社会增加活力,而且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机缘。或者说,打赌者的行为客观上可能推动社会进步。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莫过于电影的发明。
    1872年的平常一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酒店里两个美国人为“马奔跑时蹄子是否都着地”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两人就打赌论英雄。他们请来了一位驯马好手做裁判。然而这位仁兄眼法也并不高明。庆幸的是,他有位摄影师朋友。通过在跑道一边安置了若干照相机这位摄影师朋友拍出一组照片。根据这组照片,裁判终于可以断定马在奔跑时总有一蹄着地,而非四蹄腾空。正是照片上的这组“活马”,给越来越多的发明者带来灵感。1888年马莱制造出了“固定底片连续摄影机”,即“摄影枪”,便是受到它的启发。
    与此同时,学者借“打赌”陈述观点也不必然令人羞愧。比如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结尾便这样公然“打赌”:人将被抹去,如海滩上的一张脸。”忧虑人被淹没,福柯上述诗化语言充其量只是对自己长篇大论的一番总结。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福柯并不像“卖方经济学家”那样试图通过“打赌”说服持币观望者向房产商投诚,并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下获得一个“神机妙算”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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