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人性是一切政治的基础

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南方周末》

    3月11日，《南方日报》头版用大篇幅版面刊载了即将卸任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仰天长笑的照片。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此赞叹有加，称这是给他印象最深的报道。“那种‘仰天长笑’的味道，非常人性化地展示了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的喜怒哀乐。”汪洋笑称《南方日报》敢发这样的照片，就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而且广东媒体要敢于叫板国外先进媒体。
    应该说，身处转型时期的新闻记者或者媒体之所以不能充分“思想解放”，主要还在于当下仍旧存在诸多禁忌需要人们冒险犯难，敢于打破。事实上，汪洋的赞叹能够引起媒体热议，也是因为现在有关政治新闻的报道还没有或者不被允许“人性化地”展示官员的“喜怒哀乐”。大家似乎习惯了做官者正襟危坐的“英姿”，一种有政治没有生活、掩藏了人性的形象。
    谈到政治形象，就在不久前，北京通州发生了“低照门”丑闻。起因是该区区委机关报《通州时讯》刊登了一张区长邓乃平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由于照片中的区长先生“低着头，闭着眼，形象不佳”，这张照片被指“作为图片新闻，传达大会的精神是错误的，不振奋的，难道照片想告诉读者，通州区去年的工作没做好，区长在低头认罪？”一次寻常的政治新闻报道因此被定性为一场“政治事故”。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如果说美学意义上的完美让人心驰神往，那么在政治意义上的完美则难免会带有某种“进攻性”。
    “低照门”事件让我想起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一件事情。如你所知，那时候中国仍然深陷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思维之中。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反华”。理由是该片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至于论据，诸如“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甚至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文章由此断定影片“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
    对此，安东尼奥尼解释说自己不过是在拍一部“不带教育意图的政治片”。然而，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这部只是因为没有刻意从正面塑造中国形象的影片遭到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攻击。
    在我看来，政治之美首先是人性之美，承认人性是一切政治的基础，承认政治形象的亏缺也是一种美德。有目共睹的是，今日中国社会已不再鼓励生产过去那种“勒紧裤腰带解放全世界”的“完美穷人”，对于那些带有“负面信息”的纪录片或者照片人们也多能接纳。毕竟，世界并非尽善尽美，无论是好与坏、美与丑都是我们生命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需要看到的是，过去那种去人性化的“完美政治”、“高大全”式的政治形象思维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否则，谁能想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位在报社工作多年的记者只是因为没能在报纸上再现领导的光辉形象立即被辞退？如果承认每一份工作都是民生的一部分，就不难发现为这“不可能完成的形象”辞退一位记者，是对当下“民生政治”的背叛。联想到《中国》在中国的遭遇，我们不得不相信，有些官员的权力思维至今仍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改革开放之前。
    眼下大家都在讨论思想解放。在我看来，社会性的思想解放关键不在于思想者，而在于权力必须适时退出思想领域，退出“社会—公民”自治领域，还社会与公民货真价实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对于权力而言，思想解放则意味着自我解放，即承认政治是一种符合人性的、不完美的技艺，是一种可被多角度批评与审视的人类行为。正因为这种不完美与可批评，政治才有被改进的余地，才不至于沦为一种呵护“子虚乌有的完美”的空洞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