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靠不住的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熊培云/思想国
原载《凤凰周刊》
 

    岁尾年关,几部国产大片给中国观众带来不少“感悟”。最有意思且反复被演绎的一个说法是系列“靠不住”:看了《色戒》,知道女人是靠不住的;看了《投名状》,知道兄弟是靠不住的;看了《集结号》,知道组织是靠不住的……
    如果你愿意,这个排比句式还可以加长,缀上《苹果》与《长江七号》,等等,电影将为观众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靠不住”的例证。然而,如果你愿意反观电影文化本身,就不难发现,其实电影同样是靠不住的。 
 

1.电影中的历史与现实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勇敢的心》曾让我心动不已。然而,后来才知道这部影片中的史实大有问题。真实的历史是,“勇敢的心”并非威廉•华莱士,而是影片中数次出卖过他的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出卖情节无疑是影片虚构的,历史上的罗伯特•布鲁斯是苏格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苏格兰在英王爱德华一世时代,面对的是被同化和吞并的命运,正是罗伯特•布鲁斯领导苏格兰人不断同英格兰战斗。
    当然,我并不怀疑《勇敢的心》的价值,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与情感可以通过电影传递。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电影故事虽然有其内在自洽的逻辑,但它并非对现实世界的忠实反映,甚至还可能颠倒黑白。
    电影对历史真实的“戏说”是靠不住的,而那些以推销意识形态为目的,对现实世界的断章取义,甚至涂抹与篡改的电影更是靠不住的。据说列宁当年十分重视电影的作用,他提出要把电影的制作与发行权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用以创作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影片。如鲁迅译介的《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一文所述:“电影所支配的这庞大的观众,以及电影形式的直接性,国际性,就证明着电影在分量上,在实质上,都是用于大众底宣传,煽动的绝好的容器。”
    关于十月革命,学者金雁谈到,对于这场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发生的革命,今日俄罗斯人已不再接受苏联时期统一口径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知道以前那套史学观是按照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原则设计的,当时的提法是,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而中国人的认知来源,基本来自于先有斯大林的结论而后填充史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由斯大林本人主导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列宁在十月》。但在托洛茨基看来,“那是一个撒谎年代的撒谎产物”。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后,谎言被彻底拆穿。然而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对这部杜撰历史的影片深信不疑。
    同样是在政治宣传方面,由莱尼•里芬斯塔尔在上世纪30年代执导的纳粹《意志的胜利》可谓登峰造极。影片一开始,浓云密布的天空衬托出德国的动乱景象,显示一个正等待创世主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然后天空逐渐开朗,第三帝国的形象逐渐清楚起来。一架飞机穿云破雾时隐时现。陆地上的群众在仰望和等待。飞机终于着陆,舱门打开,希特勒从天而降,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纽伦堡,这座具有中世纪情调的都市,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国旗随风飘扬,汽车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驶进,最后是阅兵场的情景,大批装甲战车整齐地隆隆驶过……
    《意志的胜利》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纳粹主义思想在里芬斯塔尔壮观画面的演绎下,变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的确,这部电影迷惑了许多人,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爬上希特勒的战车。只是随着第三帝国土崩瓦解,若干年后,这部电影才“在无意中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资料,暴露了它所歌颂的政权的两面性,即表面上的彬彬有礼和骨子里的野蛮。”(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意志的胜利》向观众展示了纳粹政府如何通过宣传而发展壮大,以及希特勒是如何运用其令人恐惧的语言能力煽动群众,并向他们灌输纳粹思想的。
    同样,在中国的极端年代里,为阶级斗争所用的“样板戏”在文革中是最具号召力的文艺形式。如果我们承认电影市场同样是一个意见市场,就应该看到,在只有样板而没有相反意见的电影市场里,电影更是靠不住的。 
 

2.桑塔格的忧虑

 
    苏珊•桑塔格说:“严格说起来,一个人绝不会通过一张照片而理解任何东西。当然,照片填充了我们关于现在和过去的心象中的空白。……不过,照相机对现实的反映往往是掩盖多于揭露。”通过静止的照片获得的知识“是一种廉价的知识——一种佯装的知识,一种佯装的智慧;因为摄影的行为乃是一种佯装的挪用,一种佯装的强奸。”
    在我看来,人类一定是世界上最“色情”的动物了。无论是爱自然之美、人体之美,还是爱未来(乌托邦),其实都不外乎“好色”。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好色”,实际上是指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而这背后,无论是为美疯狂,还是娱乐至死,驱动者莫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观赏的欲望。显然,这种欲望在影像技术发明后被彻底释放了。由此人们进入了一个由影像织起来的,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二手世界。
    有人用八个字总结中国人的旅行:“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相机的存在无疑纵容了人们的走马观花与不求甚解。无论到哪里都是听取“咔”声一片,而很少有人会为了一个细节在现场刨根问底。有关旅行的感悟,似乎也只是对精品相片的补充说明,而不是相反。人们不再书写旅行日记,拍照代替了一切,甚至代替了思考。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里说,“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看”。而相机的无节制使用,使这句名言变成了“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相机看”。胶卷、数码存储卡让人们将世界装在口袋里,而不是装在心里。人们用成千上万的相片来实践“用客观世界说话”,但是主观世界却在自己疲于奔命的拍照中被驱逐了。而如今,家用摄像机更是处处派上用场。
    在这个条件优越的“读图时代”,人们对观赏的热衷已经远远大于阅读。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爱看清宫剧而不读历史书的原因所在。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是爬山,阅读是拾级而上的探索,舒疾由心而动,而观赏则更像是坐着缆车看风景,只求随遇而安。当图像代替人们思考,那么人便成了一种消费图像的工具,而不再是自由思考的公民。
    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曾经拍过一部名为《卡宾枪手》的经典电影,虽然该片在上演15天之内也只有区区18名观众:两个农民为了发财参加了国王的军队,但是最后他们当作宝贝带回家的只是一箱子明信片。所谓美好的世界,在那里不过是一堆关于遥远世界的幻象与碎影。这些照片虽然或多或少地折射了这个世界,却永远也不会真实到可以让人搬进去居住。
    显然,影像真实并不等于客观真实,只是借助图像来理解世界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贫困。如桑塔格所说,当工业社会将其民众转化为“形象瘾君子”,影像也便成了最难抗拒的精神污染形式。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马拉美曾经断言世上存在的万物是为了终结于书本,而桑塔格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万物的存在是为了终结于照片。
    然而,通过摄像机获得的知识就真的可靠吗?摄像机与照相机所要完成的不都是对现实与历史断章取义的影像么?准确说,桑塔格的忧虑应该理解为:如今万物的存在只是为了“终结于影像”。
 
   
3.电影院与柏拉图洞穴

 
    上世纪初的早期电影,诸如《俄皇游巴黎》、《马德里街景》、《火车进站》,以及毯子变女人或者滑稽戏等等,如今看来已经平淡无奇。然而那些在电光影戏里呼之欲出的形象,当时却已是石破天惊。所谓“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上海《游戏报》曾经如此描述:“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观众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之为飞,色之为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
    据说,许多巴黎观众最初看到“火车进站”时,曾经被吓得落荒而逃。虚拟与现实,影像与真实,在那一刻,被模糊了界线。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那些仓惶离席、畏惧影像的看客,凭其脆弱而敏感的直觉似乎成了最早懂得电影真谛的人——谁能说电影描绘的虚幻事物和我们日常生息的世界井水不犯河水?那美丽动人的乌托邦、人造的影像,不也像弗兰克斯坦一样咬伤了世界吗?电影不是真实的世界,但是电影对真实世界可能具有某种进攻性。那意大利农妇不也同样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祖国来了,快跑!”
    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反乌托邦电影《地下》揭示了播放在地下室里的影像可以完成对现实世界的偷梁换柱。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有关“地下”与“电影”最早的描述,来自柏拉图写在《理想国》里的“洞穴寓言”。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看着洞崖上的浮动的光影,竟误以为那一览无余的世界,就是现实中的真实世界。当他们放弃对外面世界的想象,沉浸于洞穴中的影像真实,那外面的世界似乎也就真的在他们的人生中消失了。
    电影是靠不住的,与此同时,也没有什么比电影的以假乱真更能揭示我们生存的世界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当人们从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走出,恍恍惚惚间重见天日,重见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就像从一个世界跌到另一个平行的世界。或许,只有此时,我们方能更好地体味电影进入人类生活的真正意义——它不仅创造了无数影像的世界供人享乐,使观影者像被剧情操纵的戏子一样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更雄辩地告诉他们:被人操控的影像世界货真价实地存在于人类历史与现实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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