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西方“因言获罪”者多是官员?

Publié le par Peiyun Xiong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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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马尔阴沟翻船

    近一年来,法国总统希拉克可谓损兵折将。首先是他的“政治儿子”阿兰·朱佩因为开虚职案被判有罪,并被剥夺十年内参加总统选举的资格。近日,上任才三个月的法国财长埃韦尔·盖马尔又在阴沟里翻了船。

    2005216日,法国著名独立报刊《鸭鸣报》捅出一条让右派政府坐卧不安的新闻。报道说,法国财长盖马尔在香榭丽舍附近租了一套600平米的错式住宅,月租金高达1.4万欧元,这笔由政府支付的租金相当于盖马尔一个月的工资。换句话说,等于盖马尔拿了双份薪水。消息传出后,拉法兰政府再次面临信任危机。

    近年来,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失业率也在今年1月突破了10%。就在人们希望盖马尔新官上任能大显身手时,没想到新财长先跑到国库里揩油,给自家开小灶,可谓“未治国,先烹小鲜”,这实在是触犯了众怒。所以,一方面拉法兰内阁急忙推出部长级官员住房补贴的新规定“救火”,另一方面,盖马尔迫于各种压力向拉法兰总理递交辞呈。短短十天内,希拉克一手栽培起来的又一颗政治新星陨落。

    有媒体客观而论,公款租豪宅尚不至于迫使盖马尔下台,况且盖马尔在被揭丑后立即表示搬出豪宅,问题出在他恶意欺骗公众上。事发后,盖马尔为了赢得底层民众的同情,跑到《巴黎竞赛画报》上哭穷:“我一直生活在贫困中,我没钱。显然,如果我不是一个鞋匠的儿子,而是一个资产阶级世家子弟,我会拥有自己的公寓。”很快,《解放报》揭开老底,盖马尔在巴黎左岸拥有一套大的四房公寓,以每月2300欧元的价格租给了朋友。此外,他在家乡也拥有两处房产,一处在他出生的萨瓦地区,另一处在大西洋边的布列塔尼。又如,盖马尔曾公开表示自己对于租金的具体数额并不知情,然而,新闻调查证明他早就知道租金有多昂贵,因为在签租赁合同的前一天,他还专程去看了房。

事发后,盖马尔大谈“折磨”,称“我经历过艰难险阻,但我不能忍受自己的家人要面对这样的折磨”。这同样多半是托词。事实上,在自由选举的制度下,政客一旦因为丑闻失去民心、不再被信任,政治上就很难东山再起,因此多会另求他途,主动谢罪。此外,盖马尔若不走人,同一战壕里的拉法兰总理与希拉克总统都要面对“折磨”,所以也根本包庇不了他。就此而言,西方官员引咎辞职的发生,除了源自文化上的羞耻心外,还包涵制度上的某种政治绝望。正是在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逼迫下他们才不得不提交辞呈,并以此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至于让国民以为他除了入仕途就没有其他技能与活路,把官场当作丐帮,将权杖当成打狗棍,只要入了道便倚在共和国的屋门前面赖着不走。

 

伦敦市长为何牛气十足? 

    在英国,对布什批评最尖锐的莫过于伦敦现任市长利文斯通。2003年布什访英时,利文斯通称“布什是我们所见过的对地球上生命威胁最大的人,他的政策将使我们从地球上消失”。站在民选市长的位置上,在英国民众反战浪潮高涨的情势下,利文斯通可以这样轻松表达自己的政见,而不必面临类似2002年德国女司法部长罗梅林因将布什比作希特勒而遭贬职,以及2004年加拿大女议员帕里斯因辱骂布什并脚踩布什玩偶而被逐出党的打击,但当他的口无遮拦违背既有的“社会道德”时,还是有可能受到民意的惩罚。

    最近,因利文斯通把一名犹太记者比作“战争罪犯”和“集中营看守”,英国犹太人委员会已向英国标准委员会提出申诉。如果后者认定利文斯通行为不当,则有权对他作出停职处理,或者禁止他在5年内担任公职。对身经百战的利文斯通来说,这样的仕途危机是空前的,而这场风波的源起,不过是因为他在2月中旬的记者见面会上与伦敦《旗帜晚报》一位名叫奥利弗·范格德的记者言语不合,导致争执升级,而他指责这名记者是“德国战犯”;当范格德回答说自己是犹太人后,利文斯通又奉劝他“去为一家不曾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报纸工作”,并说“实际上你就像个集中营看守”。此番言论公开后,惹怒了所有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要求利文斯通作出“迅速和明确的道歉”。伦敦市议会也同声附和。首相布莱尔则骑墙地表示,利文斯通的有关言论并非反犹情绪的表现,但是既然引起了公愤,还是道歉为好。然而,利文斯通坚持己见,称自己是《旗帜晚报》等媒体的受害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他道歉;同时辩称,言不由衷的道歉会让他成为“说谎者”。

    在西方,如果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谎话连篇,会开玩笑说“他是当总统的材料”,这充分表达了公民们对谎言政治与政治谎言的深恶痛绝。与法国财长公然撒谎不同的是,利文斯通的不道歉,似乎是“诚实”之举,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将该媒体集团比作纳粹,是因为“实际上那些报纸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反犹情绪最大的叫嚣者,它在整个英国是最没有资格就反犹情绪提出抱怨的”。坊间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现在防止反犹主义有点草木皆兵,“纳粹”一词几乎成了言语禁地,人人不可在“犹太头上动土”。如果利文斯通没有说谎并因此去职,只能说他做了“政治服从民意”的替罪羊,但这并不代表他在道德上狼狈不堪,也不能说他影响了伦敦当前申办2012年奥运会的形像或命运。

    不过,尽管利文斯通自认没有丝毫要冒犯伦敦犹太人社区的意思,而且他和他领导下的伦敦市政府对于纳粹罪行的声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他出于“左派共识”而展开的对以色列政府的一贯抨击,早已被对方偷换成了“反犹太主义”,从而引起了英国犹太人对他的负面联想,而他本人又不知进退,更于事发两周之后的34日,在英国左翼媒体旗舰《卫报》上撰文,直把沙龙称为“战犯”,导致他与英国犹太社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利文斯通是这样说的,沙龙是“一名战犯,他现在应当在监狱,而不是在办公室”。他还说,“以色列的扩张包括实行种族净化。”这种措辞,显然对他眼下的脱困不利。

值得注意的是,利文斯通获得权力的途径与草草收兵的盖马尔有所不同,这使得利文斯通在所犯“错误”性质不同之外,又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选民通常归咎于由政府任命的人,而倾向于原谅自己选择的人。盖马尔是法国总理任命的内阁要员,而利文斯通则是伦敦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市长,相较于内阁官员更容易获得选民理解,程序上要解雇他却很难。此外,利文斯通还有段个人特殊经历,使得他不必太过顾忌首相府和执政党受到和转来的压力。5年前,为了赢得伦敦市长的选举,利文斯通不惜与服务了30多年的工党分道扬镳,首次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当选伦敦市长。尽管之后他重回工党怀抱,但他连番的言行出轨,并不会使布莱尔政府遭遇危机。正如利文斯通所说,“他(布莱尔)又不想任命我当外交大臣。我们各司其职。他管不着我,而我的成败得失也不会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各干各的。”这种区别决定了利文斯通“敢作敢为”,在与舆论肉搏时可以表现得底气十足。从中不难看出,这种反中央集权的问责模式可以使一国的政治不必走向一毁俱毁的尴尬。

 

    哈佛校长与存在主义 

    与盖马尔和利文斯通应对法英官僚政治负责不同,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拉里·萨默斯最近受到抨击,是因为他的哈佛大学校长身份。2005114日,萨默斯在全美经济研究局会议上表示,男女在科研能力上的不同,可能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差异所致。萨默斯的这番讲话立刻引起会场内外的争议、抨击,以及部分与会者的离场抗议。事后,美国部分媒体与组织也兴师前来问罪,称萨默斯标新立异、蔑视女性。抗议者甚至要求萨默斯将其藐视女性的相关言论全部公开,放到太阳底下晒晒,看看它们有多么丑陋。

    215日,哈佛的250多位教授云集该校的“大学馆”,一致声讨萨默斯。有消息称,早在发表“女性科研先天不足论”之前,萨默斯就被指看轻女性。有人开玩笑说,萨默斯当年击败克林顿当选哈佛校长,对于女性来说是个灾难。因为那位风流前总统虽然闹了花边新闻,但对女性至少还算尊重,而他的原手下担任哈佛校长4年来,女性从事学校高级工作的数量每年锐减。2003年,哈佛32个高级工作职位中只有4个面向女性候选人。

    为了平息事态,几天后,哈佛网站就公布了萨默斯的致歉信,表示为自己未及深思的言论造成的影响感到懊悔。此后,萨默斯又连续发表了两份致歉声明,表示自己并非认可和赞成这一观点,只是想说明有研究显示这样的差异可能存在,“我错误地用那样的方式说话,无意地发出了错误信号,让有才能的女性受挫。”萨默斯的道歉,可谓道出了存在主义与社会责任的潜在冲突。存在主义认为,“他人即地狱”,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作为经济学教授,萨默斯可以有自己的学术自由,允许引述客观存在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公共领域,当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责任应该被视作优先抉择,服务于大众的期许。这也是“政治正确”教条施加于美国言论自由之上的紧箍咒。

    另外,存在主义关于“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即合理”的论述也值得商榷,因为这是对因果关系事实的一种简单化理解,在细节上必然是残缺的,逻辑上也不完整。仅举一例:4年前,当挪威的哈康王子将一位没上过大学,生有一个私生子,有吸毒前科并曾是夜总会女招待的灰姑娘娶进家门时,立刻受到了举国媒体的炮轰。面对媒体的诘问时,哈康王子大谈存在主义,要求抨击者网开一面,不要骚扰他的私人生活,因为这是他的自由,王子与庶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当时就有学者批评:挪威皇室成员依据宪法享有许多特权,事实上他们与平民生来就不平等。纳税人每年供养着王室,让他们享尽富贵荣华,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维持既有的社会制度与秩序,因此王室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社会道德的标杆与表率。如果王室不在此方面尽责,那么他们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特权阶层,对于一国政治与道德之建设毫无意义。幸好,贫民王妃梅特·玛丽特含泪就自己“糜烂疯狂的过去”向公众道歉之后,“存在的事实”也就成为了过去,挪威当时就有70%的民意转向支持他们的婚姻,一年之后,玛丽特用她一点一滴的努力使人们所有的怀疑与猜测都烟消云散。

    综上所述,西方社会“官大不易”。一位官员如果犯了错误,触怒民意,有悖于民主政治通行的常识,他就会在官场上陷于孤立。在宪政威严与舆情汹涌的双重压迫下,有咎者递交辞呈、主动下台通常是其保住个人尊严并化解执政党政治危机的最佳选择;同样,在官场政治之外的其他公共领域,公共人物的言行,其社会责任同样应被摆到第一位。盖马尔因“谎言门”丢官、利文斯通因为发牢骚可能面临去职,以及萨默斯的“校长学术”受到诘难等事件,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一种政治取向,如同受违宪审查的主体应当是政府机构而非自由写作的人,“因言获罪”者通常是官员而非市井常人,因为宪法赋予每个公民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而执政者或居高位者由于掌握话语霸权,更应受到制度与舆情的约束。在必要时,他们应当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以取悦或真正服务于公众。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说,所有标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本质上说应该是最“不自由”的事业。正是政府官员与公共人物的诸种“不自由”,乃铸成广泛社会自由的基石。换言之,只有约束权力的权利存在,才会使一个社会真正获得自由,并持之以恒地保障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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