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对话才能破除官话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题图:三个代表睡了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领导训斥下属讲官话也能成为新闻。在1月22日召开的重庆市提案现场办理会上,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听取汇报时突然打断正在念稿的政府官员,呵斥“这种场合就不要说这些官话了!没有必要!”据报道,此话效果立竿见影,接下来发言的官员直接跳过关于“认真领会提案精神”、“高度重视办理工作”等,直指实质内容。
  这个“呵斥”,难免会让人想起不久前的另一则有关官话的新闻。在陕西榆林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座谈会上,一名财政局副局长一上来就讲套话,还一问三不知。以至于市长李金柱直斥“我不需要你讲大道理,要务实!一问三不知,老百姓白养活了你!”
  透过这相隔不远的两番呵斥,不难发现——即使是体制内的官员,对流行于官场之上的套话、空话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有网友认为上级官员否决下属的官话意味着某种进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进步的意义极其有限。一方面,官员说不说官话并非几声呵斥便可以解决;另一方面,人们更有理由认为只能自上而下的呵斥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官话”。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许多政治行为是通过暧昧不清的官话来实现的。对于许多官员来说,官话的确有其可用之处。
  比如官话具有表态的功能。这也是许多程序化的文字游戏,环环相扣的引用或者复述至今仍然流行的原因所在。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官话虽然在很多场合被视为内容空洞、言之无物,但在关键时候它同样可以起到“接头暗号”的作用。
  官话在官场上只是一种大众话,不讲官话反而显得特立独行、不合群。由此说来,官话流行的背后透着某种无奈。由于体制并不能保证一些官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独当一面,担起权责,他们只好在公众场合讲一些符合官场主流意见的“正确的废话”、对上级领导的奉承话。虽然这些话很少能激起诚心诚意的掌声,但至少可以助其实现讲话或者表态的“软着陆”。众所周知,在中国,尤其是那些以领会或者传达精神见长的会场,那种能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官员如凤毛麟角。许多官员会场外可能雷厉风行,然而在会场中却只讲官话、套话。对这些人来说,官话就像是哈利·波特的隐身衣,能够帮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保持某种匿名状态。官场像是魔法学校,隐身衣由此成为某些官员的护身符。
  除却官场,对于社会而言,官话更意味着某种“权力红利”。普通民众是讲不了官话的,因为他们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训诫社会及下属的机会。即使是官至村长或科长者,虽然也偶学几句官话,其实也不过是“模仿秀”,或刚学一门“外语”,背背单词而已。
  人的异化会表现在言语上,权力异化同样会体现在官话上。在社会面前,官话代表着高高在上的权力。官话与“民话”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显然,官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隔离社会的作用。
  对社会讲官话,至少起到两个作用,简单说可以做到“权大责小”:所谓“权大”,是谁能讲官话,就说明谁背后有一整套权力体系为其撑腰;至于“责小”,则是那些空洞无物、敷衍了事的官话、套话便于官员在关键时候为自己推卸责任。关于这一点,事实上不仅是政府文件讲官话,一些有关生产事故的新闻报道中同样渗透了无数官话。
  官话之所以泛滥,关键还在于权力至上,在于上级压倒下级,权力压倒社会。这种不对称决定了弱势一方只有倾听权,而没有反驳权与否决权。正因为此,近几年来,人们对有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悄悄变得“强硬”起来的新闻寄予无限厚望。
  只有平等对话才能真正破解或者驱逐官话,才能告别“民话”与“官话”皆不自由的状态。同样是开会,为什么在西方社会的议会辩论中鲜有官话?谁又能想象,在法国总统大选时,萨科齐与罗雅尔在参与电视辩论时会绕过自己真实的政治主张,空谈言之无物的官话?政治上的充分竞争要求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将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呈现于公众。同样,在议会里,即使是法国总理,在面对议员质询狼狈不堪的时刻,他怎么可能不惜时如金?显然,对他来说,任何无用的官话都只会为反对派争取时间,甚至为反对派运送枪支弹药,磨好唇枪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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