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妖魔化”媒体批评

Publié le par XIONG Peiyun


遭遇妖魔化的背后一条大国崛起的路径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几天前,潘家铮院士在回答有关“三峡工程生态隐患”的问题时,提醒到会的外国记者不要“妖魔化”三峡工程。潘院士认为,一些外媒体和记者“对中国的偏见太深”、“他们对中国的成就、贡献绝口不提,对中国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阴暗面’,到处收罗、夸大歪曲、讽刺挖苦,甚至于无中生有、挑拨离间。”并断定这样的做法,“对增加友谊、沟通没有什么好处。”
    潘院士“将自己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都交给了三峡工程”,有此不满当属人之常情。不过,潘院士对媒体的部分论断我并不苟同。一方面,三峡工程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检验,我们没有理由将相关反对意见(即使它是激烈的)冠之以“妖魔化”的污名。另一方面,真相之所以有时会越辩越含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本可以在技术上可以解决的问题,最后放到了道德层面来解决。然而,每个人的道德、立场与价值观并不一样,相关争论由此难免会偏离方向。
    没有谁会否认,中国近三十年来所获得的经济成长与社会成长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早在一百年前,曾经有西方传教士如此预言中国的未来局势:若不借助外力,中国完成改革“一千年都太短”,因为闭门造车式的改造“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显然,这段话并不限于中国,更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正是因为看到了开放的重要性,所以我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充分世界化、积极应对全球化之意义所在,不仅在于开放符合人类社会之本性,更在于它“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使世界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大陆”。
    这种借力自然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观察、批评与介入。有人可能会说,有些外国媒体过于偏激不说中国的“好话”。然而如果能将全球媒体视为一个各抒己见的意见市场,你或许就会心气平和。事实上,就三峡工程而言,一直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只不过这方面国内媒体批评较少,所以国外媒体的相关批评才显得有些刺耳罢了。
    至于说一些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成就绝口不提的”,想必也是一种误解。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生态,媒体也一样,有的善于吹捧,有的长于批评,有的态度温和,有的观点尖锐。事实上,那些以批评性报道为要务的媒体,也不只是在批评中国,它同样在批评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这些媒体都无视中国的发展,前些年流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又从何谈起?显而易见,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快速成长有些人才有了某种不安全感。但是,中国人如果有信心于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否真需要这些媒体在批评中国之前先放上一挂响亮的鞭炮呢?
    没有人能够洞悉未来,人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所以持久的讨论与激烈的交锋才更重要。既然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真相,就应该以宽容而谦卑的态度尽可能完成对真实信息的提取,以求进一步接近真相。就像当年美国《财富》杂志对香港回归的报道一样,我们不能就此说这家杂志是在“妖魔化”香港回归。谁能在十年前洞悉今天的一切?新闻记者不过是发出自己的专业判断,对他们来说,这既是一种责任、一种权利,而预言落空也并不必然意味着预言者的人品有问题。
    除此之外,“增加友谊、沟通”是不是媒体的首要任务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这样的顺口溜,而应该代之以“有记者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众所周知,媒体以探寻和传播真相为业,开罪一些人和事在所难免。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多一些了解,就不难发现,今日中国媒体以“建设性”标榜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公民表达权利的一种误读,因为它将表达权理解为一种“进谏”。那的确是一种与权力交朋友的方式,但那并不是现代媒体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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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03/12/2007 18:28

我想,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一在于新闻媒体在中国还仅仅停留在宣传和娱乐的角色层面,而远远不是象西方媒体那样的“第五种权力 le cinquième pouvoir”;二是“批判精神”在中国社会还只是个贬义词;三是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时,普遍过于急迫的民族自尊。

eDmund.P.xie 03/12/2007 06:59

经济观察报所谓的“建设性”,其实也是众多中国媒体的弊病吧为了迎合市场(广告商)或许,减少必要的批评与批判,更能够吸引广告顾客。因为,很多媒体都不是靠发行中国各种争论,到最后不都是成为“道德”批判了么?!政治、商业、一切一切……唉,中国争论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