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命场
熊培云
“这个世界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啊！”伏尔泰在《老实人或乐观主义》里如是写。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在老实人那句铿锵有力的名言“种咱们的园地要紧！”中结束。伏尔泰欲借老实人的非凡经历讲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并不“尽善尽美”，人若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前途，不能等待彼岸的天恩，而是从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耕种自己的园地以享受大地的恩泽。而人类辛勤的劳作，同样是一剂良药，可以为我们消除苦闷、纵欲和饥寒这三大害处。
辛勤劳作纵然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可惜大地并不会永远眷顾我们，它甚至不择时机地吞灭那些充满劳绩的耕种者。或许是因为熟视无睹，对于这种不幸，我们早已波澜不惊。我们甚至还会像亨利·梭罗一样嘲笑那些醒来就问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闻的人，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
生活多么寻常啊，按部就班，以致于我们早已厌倦了当下关于中国矿难的报道，仿佛是在听马后炮天气预报——今天某地又下了场暴雨，仅此而已。矿难像天气一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早已为自己的心灵备好了雨伞。
然而，即使栖居于这样一个感觉迟钝的年代，有些时候，我们仍然难免有惊心的蜇痛，让雨水滴到了心上。日前发生在黑龙江七台河发生的这场矿难，至少造成170余人遇难。有消息说，恶劣凶险、危机四伏的生产环境，让东风煤矿的矿工们在上班时战战兢兢，下班后如获重生，一些矿工索性将下班称作“生还”。多么伟大的“生还”，令人喜悦的字眼，竟让人在凯歌声里眼角垂泪。
诸君，或许只在此时，我们方能体悟那幅记录我们这个大时代、写着“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的黑字红底里寄托了怎样的祝愿与伤感。古有死谏谋臣“带棺上朝”，今有活命矿工“带棺上班”，究竟是怎样一种不幸的安排或诅咒让那些日常平庸的工作变成了一种或将赴死的壮烈仪式？让那些掘地求生者，纷纷做了地底刺秦的荆轲。
然而，有人却说，怨只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怨只怨你们中了“概率”事件的头彩！
几天前，何祚庥院士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与摄影师发生争执。何院士在论及矿工屡屡被活埋地底时不但没有表现出半点同情心，反而诘问来访者，“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这是何等轻佻的十字，将当代中国人的所有不幸都归罪于田间父母的一夜风流！
何院士说，现在中国要发展，总得有一些人做出牺牲，这是个概率分布的问题。采矿场之所以经常发生死人事件，根源不在于腐败，而在于老百姓贫穷。古人云，“穷则生变”，何院士似乎相信穷则送死，因为“老百姓不是傻子，如果不去那干活就活不下去了”。令人不解的是，百姓“为了活下去”才去了矿地，难道下了矿地，就不是为了活着？
何院士举例说，既然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钻到地底挖煤被活埋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何院士自况高人，举世无多，不仅通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更通当代科学，相信科学万能，主张炸开喜马拉雅山。我想知道的是，倘使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科学何以万能？如果小轿车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何必在汽车上装上刹车阀？
“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概率问题”、“总得有人做出牺牲”……有朋友说，何院士“多作狼语”，不必大惊小怪。想来，矿工们“带棺上班”算是自作自受了。你既然贫穷，而中国又要发展，这非正常死亡的绣球就只能在你们身上抛了。“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却不是熊猫？！只有何院士这样国宝级的人物，才能享受熊猫级待遇，为国家创造观赏价值，不会被“概率”掉，更不用下到矿井深处去挖黑煤。
只有贫困的政治，没有贫困的人民。公允论之，一个人贫穷，可能是由于他先天愚钝或后天不努力，就像影片《咱们的牛百岁》里的“懒汉”田福一样，完不成生产任务。但是，如果是整个阶层都贫穷，我们就不得不追问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等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实施。令人惊奇的是，何院士忧怀天下，不去问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却要吾民听天由命，为吾国之进步“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命场”。
写作此文，我无意于因此诋毁今日中国的科学院制度。然而，每当我想起两百年前法国思想家圣西门的一些观点时，却又不得不赞叹它们意境幽远。论及自己之所以反对法国的科学院院士制度，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写到，科学院虽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不幸的是，许多“院士之辈将永远坚持自己的成见，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保护者。如果他改变了观点，他本人也会反对他自封的一贯正确论。但是，他宁愿继续对其所谓的异端邪说大发雷霆，变得更加偏执，也不肯为了人类的文明和幸福后退一步。”
记得早些年读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印象最深莫过于作者在篇首开宗明义，称一国“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正在行进中的生产、生活同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理应对所有在此旅程奔走或不幸身死者怀抱温情与敬意。
今年年初，我曾就中国矿难不断呼吁降国旗。有朋友担心，如果那样，中国的国旗大概是升不起来了，“举国哀悼”怕是要搞成“举年哀悼”了。
然而，如我从前所写：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每一朵花的凋谢都值得我们哀悼与感伤。我相信，凡可以称为伟大政治的，其出发点必然是为了人，而生命的得失，自然成为衡量一国政治成功与失败、好与坏的重要指标。如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所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或许一钱不值，但是谁又能找到比生命更值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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